文化史上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题目的这种简短的评论……将充分证明尚未建立喇嘛教的欧洲观念，但是，首先还要驳斥这样一种古怪的概念，即喇嘛教某种程度上应将其存在归功于基督教，其组织机构应归功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僧侣统治制度，这是大约150年前由作为传教士到西藏访问的一些嘉布遣会修士（Capuchins）带到欧洲的一种观念，在欧洲确立了毫无争议的一致赞同……这种僧侣的偏见绝对不了解这样的事实：同样的环境必定产生相似的结果，如像欧洲早期处于半野蛮状态时代所产生的出自基督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制度，所以，在同样的条件下，亚洲持续到今天的半野蛮状态，不可能发现，要产生出自相对古老而教义不亚于构造的佛教的一种同样占支配地位的僧侣，是十分困难的，帮助其他人对于一个人〖那些僧侣中的〗并不完全必要。每一种精神的社团、组合，恰如一旦其权威能够达到某种特定的高度，并能通过一种高级文化的思维控制来任意操纵和支配无知的民众的愚昧，就一定能证明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相同表现，但是，这些表现必定逐渐演变得更加模糊，一旦全人类的遗产－－即考察精神、洞察力和知识－－逐渐达到成熟，最终将会消失。55
斯齐米德的充满希望的推论，也许是社会哲学“启蒙”的一种反映。然而，他所期盼的革命模式正是莱斯·戴维斯和瓦德尔支持和赞成的。这里，西藏的佛教或喇嘛教，明显地描述成为佛教历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说法的最后时刻，按照这种说法，在修士会的最初几个世纪之后，印度佛教沿着一条来自其作为一种合理的、对一种堕落的宗教的不可知论的信仰、源头的不断蜕化堕落的路线，分裂为仪式和迷信。由英国佛教学者描绘的这条特殊路线如下所述：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不可知论的唯心论、理想主义和原始佛教的朴素的伦理道德便被“一种带有诡辩的虚无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纯理论的一神论体系”所取代。56随着瑜伽行派（Yogacara）的兴起，（印度佛教）进一步走向堕落，由于尚未澄清，以特别的反感来看待它：“这种瑜伽寄生虫（Yoga parasite），包含在其自身具有的密教哲学的萌芽，牢固地控制着其主人，并且很快发展了其巨大的过度增长，这压制和腐蚀了仍然停留在大乘阶段的大多数纯佛教系统的小生命。”57（这两种论述的作者，瓦德尔，一名苏格兰长老会教长之子，在充当大吉岭地区的卫生局副局长时，从事了他的研究；1889年，他的“是毒蛇的自体毒素吗？”在《印度军队的医学官员科学研究报告》中出版。）这并不完全，随着密教哲学的兴起，污染的加剧继续作为原始佛教的纯洁的精华曾经在印度受到更加严重的污染。
正是原始佛教的这个纯粹的阴影，很晚才传到西藏。瓦德尔阐述，在佛教传入之前，藏族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并以食人肉著名，没有一种书面语言，信仰一种万物有灵论和魔鬼舞蹈或萨满教，本教，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的道教相似。”58印度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态传入这个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瓦德尔所称的“原始喇嘛教”的产生，他将其界定为“湿婆教［Sivaite，原文如此］的神秘主义、巫术和印－藏魔鬼崇拜的一种混合体，被大乘佛教的一层薄薄的光泽所掩盖。并且，至今喇嘛教仍然保留着这一特点。”59
因此，传到西藏的佛教的这种堕落的形态，与藏族的魔鬼崇拜掺杂在一起，更加不纯：“喇嘛教的崇拜包含着许多根深蒂固的魔鬼崇拜……由于喇嘛教只是被镀了薄薄的、不完全的佛教象征主义的光泽，在光泽的下面，多魔鬼的迷信的邪恶的生长，在黑暗中出现。”60关于魔鬼的论述再次开始发挥作用，作为印度和西藏的非佛教的迷信，被描绘成为寄生虫，最终击败了佛教的主人。于是，喇嘛教就处于来自源头的污染和堕落的一个漫长过程的最为消沉的时期。在基姆（Kim），基普林（Rudyard Kipling）让扎什喇嘛（Teshu Lam，英国人所指的班禅喇嘛）表达这样的见解：“我认为，‘古老的法律’没有必要遵循；如你所知，被魔鬼、符咒和偶像崇拜掩盖了。”61率领瓦德尔到拉萨的荣赫鹏上校，并没有给与他同年的最伟大的一个学者甘丹寺法座的座主（甘丹赤巴洛桑坚赞）留下印象：“并且他的精神（宗教）造诣，在《（拉萨）条约》签订之后，我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从中得知，一门知识主要是由是死记硬背他的大量的经书构成。这些西藏僧人通过死记硬背学习经书的才能，确实有点令人惊奇；尽管他们自寻烦恼，对实际意思几乎一无所知。”62 甚至布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在西藏生活过的“圣人”（Mahatmas），也谴责他们的智慧在西藏人手中蜕化堕落：“所论述的这些重大的启示是多么原始纯洁，这可以通过研究一些所谓的‘密宗’佛教教派在它们的现代外貌里的古风来见识，不仅在中国和其他一般的佛教国家，而且甚至不在西藏的少数教派里，由不熟悉的喇嘛和蒙古的改革者来照管。”63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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