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确认了蜕化过程中的一个目标，喇嘛教似乎迟早也不知不觉地落后。莱斯·戴维斯在其1877年出版的《佛教》一书中，在论述大乘佛经时写道：
　　后来被翻译成藏文的书籍，以及在西藏得到的一种新的教义，其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藏传佛教，更确切地说，是喇嘛教，已经成为早期佛教的确切的对立物。它在那里已发展成为一种规范的系统，尽管一些早期的书籍还在藏文翻译文献中发现，但是这种系统已将一切早期佛教拒之门外。65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著作中，莱斯·戴维斯将一切大乘佛教，包括中国、日本和西藏的佛教，都归在藏传佛教的类目之下。与之相关，所有“后起的”佛教都被吸收在喇嘛教的类别之下，仿佛由瓦德尔所认定的寄生虫已倒行传播侵染了以除了保存在欧洲的图书馆里的文献的某种形式存在的一切佛教，这些佛教都没有受到欧洲人的控制。

　　因此，在东方学思想观念的一种复杂的游戏中，藏传佛教被看成是双重的对立物：随着梵文和巴利文经典的发现和翻译，充满幻想的东方学、风格虚构并控制了佛教，假想、思考它在模仿的对立物中的角色――这个就像自己的对立物――并称它为“原始佛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种佛教被说成是一种“理性的宗教”，在这种佛教中，在没有一个教堂机构及其仪式的情况下，道德规范和自由知识的探究成为可能。因此，欧洲和美国的语言学家成为这种“古典传统”的真正而合法的保护者。然后，藏传佛教被构成为这种对立物（“原始佛教”）的对立物。正是一种不是理性的宗教的产品，而是印度文献传统的堕落的产品，即大乘和密教，后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严厉的谴责。“坦特罗”（密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模糊术语，一般用来称呼利用传统的活动在宗教的道路上（最著名的性交）禁止的一种印度的运动，被19世纪的东方学家视为道德最为败坏的恶劣行为。这样的缘由至少要追溯到1730年，当时嘉布遣教会的传教士贝拉描述了西藏的密教文献：“我没有阅读过这种丑恶可耻和肮脏下流的西藏的Khiute［tantra，坦特罗］文献，因而没有玷污我的思想，并且，因为这是多余的、没有这种必要。为了证明它是错误的、驳倒它，人们必须抽象、从观念上知道所论述的对象，并且，几乎没有不与更多的巫术、魔法符咒和猥亵的言行混淆的正确或不偏不倚。”66

　　因此，一种力量的关系、一组力量对造成在西藏发现佛教、“喇嘛教”的这种蜕化堕落的形态施加了影响。这种历史，从其遥远的原始状态的起源到现在的这种衰落和腐败状况，来自两中不同的表现模式，它们都受到欧洲的东方学家的操纵：人们熟知的早期佛教、原始佛教、真实佛教，都以文献为基础，同时，轻率地背离这些文献的“现代佛教”知识，来源于直接的观察。莫尼尔·威廉姆斯在“达夫讲座”中再次谈道：“由于肯定没有现代佛教成为任何实践经验――我指的是只有通过在现在盛行佛教的国家居住或旅行才能获得的这样一种经验――对古代经典的这种唯一的研究就可能被误导。”67这就是说，文献只能阐明真正的佛教；理解“已经成为”佛教的现代状况，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实践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在将喇嘛教描述成为背离佛陀的原始教义的一种极端的形态中并非意见相同。因为那些与传教士有联系的学者，如莫尼尔·威廉姆斯认为，这种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佛陀本人，他否认人类渴望超越物质世界或出人头地，他排斥能够在为拯救而抗争中给予帮助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可能性，他找不到在其对于宇宙的一位主宰者的系统中的位置。因此，虽然他的道德戒律很高级，但是佛陀的系统注定要向其反面转化：

　　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一种发展，而是一种倒退－－就像由一只有力的手握着一段时间然后松开的一个弹簧。这是人类永恒的天性的简单劳动的结果，尽管它坚持让自己感觉到对他们所从属的佛陀的反常的克制和约束；以便他所传授的每一种教义都通过一种命运的讽刺，发展成为一种完全自相矛盾的东西。68

　　喇嘛教就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体现。对于对他们创造的真正的佛教较为赞成的其他人来说，喇嘛教不是原始信仰的建立者的一种自然结果，而是对它的一种背叛。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与充当一种发展的受到谴责的形式的罗马天主教比较，“喇嘛教”在那里取代了“罗马天主教”。这些丧失了原始佛教的精神的西藏人，现在受到了司铎制压迫和它的僧侣剥削的痛苦，这是英格兰人很久以前就抛弃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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