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的罗马天主教僧侣统治制度的一个翻版。而在第三次提到喇嘛教的文献，是乾隆的诏书中所联想的，存在一种效忠的否认；中国皇帝的支持成为一个托辞。在所有这三种文献中，没有一处提及“佛教”，喇嘛教被描述得有些不真实，那种不真实决定了与更原始和更真实的关系：在第一种文献中，喇嘛教是西藏的迷信的一种附属品；在第二种文献中，它是一种原始宗教的一个晚期的翻版；在第三种文献中，它是实用政治的托辞的对象。 正如在宗教研究中如此多的“教”的这种情况一样，用术语来命名的那些（宗教），逐渐使用它，只有当它们进入界定他们的“消失的文化”的争论，并因西方人的定义而冲突时，才通过真实的竞争的观念创立了定义。如像在开头所陈述的，在藏文中并没有“喇嘛教”这个术语；西藏人将他们的宗教称为“佛教的宗教”（sangs rgyas pavi chos）或者，更为普遍的是，“内部的宗教”（nang pavi chos，内明）。“喇嘛教”这个术语的使用受到西藏文化的代言人现代的达赖喇嘛的谴责，其本身的名称提醒了它的创新词的环境。他于1963年出版的第一部论述藏传佛教的著作，并且部分是为了外来的消费而撰写的，得出结论：
有些人说，西藏的宗教是“喇嘛教”（字面意思是，“喇嘛的宗教”，bla mavi chos），仿佛不是佛祖传授的一种宗教，但是并非如此。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根源的（佛教）经论的原始作者，是上师释迦牟尼佛……西藏喇嘛将这些当作基础和根本，然后对这些经典进行闻、思、修；在主要观点中，他们没有捏造与［佛祖的教义］不一致的一种教义。75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真实的修辞技巧在起作用，赞成和支持（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的主张相反）藏传佛教对于佛陀和印度的上师的教义的忠实，因此而贬低西藏人对藏传佛教发展的贡献。然而，西藏人对“喇嘛教”的反应并不是明白清晰的。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于1955年由蒙古族僧人格西旺杰在新泽西州的弗里伍德阿克勒斯（Freewood Acres）建立，他将该寺的名称叫做“美国的喇嘛教佛教寺”。76
20世纪60－70年代，在西藏被中国占领和吞并以来的年代里，作为蜕化堕落的藏传佛教（有时仍然称为喇嘛教）的早期的佛学价值达到其对映体、对立的两极，正如年轻的学者将西藏颂扬成为对真正的佛教教义和实践的一种原始、质朴的保持。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佛教不同，藏传佛教没有受到西方的控制的污染。西藏对佛教学者不再有价值，只是作为在原始梵文中失传已久而在一种高度准确的藏文翻译中得到保存的印度佛教经典的档案馆。77随同达赖喇嘛于1959年逃亡印度的西藏移民社群，带去了大量的本地藏文佛教文献，到目前为止，尚未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设在新德里的办事处的努力，大部分文献已被欧洲和北美洲的各大学利用。被瓦德尔在上个世纪嘲笑为“可鄙的滑稽表演”，现在这些文献受到了新一代专业的和业余的东方学家的欢迎，作为古代智慧的一座博物馆，如达赖喇嘛所称，其系统可以追溯到佛祖本人。78继续以天主教与现在被珍视为真正的信仰的藏传佛教比较，达赖喇嘛是更好的教皇。具有代表性的先驱者阿道德（Artaud）在其1925年“致达赖喇嘛”中写道：“我们处于怒吼的教皇、劣等诗人、评论家、狗（无赖汉）的包围之中，我们的头脑被直接根据地球来思维的狗牵着走，它们现在积习难改、不可救药地思考……因为您谙熟什么是我们所指的灵魂的明显的解脱，什么是我们所指的头脑中的思想自由，啊，可以接受的教皇，啊，真正的思想的教皇。”79
在其殖民征服之前，东方学家用喇嘛教来修饰西藏的征服几十年之后，喇嘛教在20世纪后期的场所是什么？“喇嘛教”依然被国会图书馆作为一个标题来使用。在艺术史家当中，还在继续流行。被视为西方的主要西藏艺术权威的帕尔（Pratapaditya Pal）在1969年写道：“喇嘛教一词在西藏一般被用来称呼一名佛教僧人［实际上，在西藏被称为喇嘛的僧人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并且，由于在西藏僧人最终控制着这个民族的世俗和精神（宗教）生活，‘喇嘛教’特别被恰当地界定为系统发展了的佛教的形态。”80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喇嘛教的观点，将喇嘛教看成是来源于印度的佛教因素和原始的西藏万物有灵存留的一种混合物。1991年，亚洲艺术史家谢尔曼·李（Sherman Lee）将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早就在印度使用的梵文术语金刚乘（vajrayana），界定为“坦特罗（密教）佛教与前佛教的西藏‘本教’自然神和魔鬼崇拜的一种混合物。”81
在“大约在1492年”展览会上散发给公众的免费说明书中，出现了下面这样的一种定义：“喇嘛教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密宗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土著崇拜的一种结合体。”82在可能造出这个句子的许多观察与研究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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