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戴维斯的最为经久不衰的对于罗马天主教与喇嘛教的比较，出现在他于1881年的“赫伯特演讲”中，“关于宗教起源和发展演变的演讲，通过《印度佛教史》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阐述。”他在书中提供了一整页的篇幅来论述相似性，所有这些相似性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中最为奇特的事实之一。”“各自都在消亡的语言中具有自己的礼拜，有唱诗班、行进圣歌、信条教义和香炉，其中只有俗人、凡人是旁观者；各自都有自己神秘场所和由穿着华丽的僧袍的修面牧师所举行的仪式；……甚至由一位教皇统治的每个人，在他的头上都戴着一顶三重冠，在他手里握着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是天堂的一位永恒的圣灵在地球上的代表！”50

　　这种相似的枯燥乏味的陈述现在熟悉了。如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托玛斯·阿斯特勒，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西方的佛教阐释者，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不再持这样的观点，即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明显的相似性归因于这两种宗教之间的直接的历史联系。51相反，莱斯·戴维斯解释说，在一种篡改的词汇中，混淆引起混淆：

　　在一个时期，每种有自身的来源的（宗教），当入侵的野蛮民族的部落成员采用了新的信仰时，便打断了一种更古老、更先进的文明的进程－－当人们以身体、而儿童以智力，很快感动，并灌输万物有灵的谬论，马上成为征服者和在宗教感情与哲学推理中经过长期训练的人的学生。然后，文明确实发现，思索的敏锐和情感的无知的奇怪的结合；真诚地专心于教诲，以及盲目地相信错误的方法；真正的慈善，以及像牧师一样爱好权力；毫不犹豫的自我牺牲，以及最自私地为个人出人头地而争斗，这就赋予最初几个世纪罗马天主教与西藏喇嘛教相似的特征。52

　　无论如何，系谱学的见解是由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人类学的传播论的理论之前提出的，新教的阐释者坚定地持一种不同的理论，认为传播论短期取而代之：这种“比较的方法”，因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的运用而著名，这种方法主张，一切社会都是遵循一种相同的模式发展的，并且认为，以阶段划分的每个社会处于发展的连续性之中，发展率（速度）是与之同步的。这种比较方法之所以被命名，是因为它主张社会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而忽视它们在时间和地点方面的定位，具有相同的特点，用一个社会的知识去分析另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理论将原始社会假想成为西方文明经历过的古代阶段的当代帮助记忆的记号，从此，这些野蛮人自身在西方的鼓励和支持下，最终将发展进化。弗雷泽的比较方法在佛教研究上打下了烙印，这由1896年莱斯·戴维斯的叙述得到证实：

　　因为正是在印度，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宗教信仰的进化是最具有启发性的。可以以如此完整和如此清晰的事例在那里进行追溯；我们能够带着如此独立的判断和如此了不起的一种不偏不倚在那里寻踪；并且，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但是它在总的发展线索上，与西方的宗教史是如此的相似，以至在那里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我们确实发现，还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一种在发展阶段和方式上与我们如此相似的制度，并且如此引人入胜，所得出的最终结论，绝对同我们自己的制度相对立。53

　　一年前，瓦德尔（L。Austine Waddell）在其所著《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中，就对当时的西藏进行了相同的考察和研究：“确实，喇嘛教是在原始民族当中的宗教和神话发展的一种微观宇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在他们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一种客观经验。它为我们保存了关于旧世界的大量的教训和知识，是我们的雅利安祖先的信仰的活化石。”54然而，更值得留意的是，虽然莱斯·戴维斯或瓦德尔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实际上这种相同的（并且也是反罗马天主教的）见解，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由德国学者斯齐米德作了更有说服力的发展，尽管不像英国学者，他没有对佛教和喇嘛教加以区分。在1835年的作品中，他在论述“喇嘛教”一词时推断说：

　　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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