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遇见藏传佛教的欧洲人，这远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兴起之前就发生了，远在可能试图解释在地球的不同部分的平行发展的表现这样一种“人类”祖先的遗产的任何概念产生之前就出现了。因此，对于西藏喇嘛与天主教牧师之间的这种明显的共性，只存在两种可能（但是并不必要相互排除）的解释：他们不是自身善行的结果，就是他人善行的结果。相信前者的那些人包括到过中国和西藏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受到他们将发现普勒斯特·约翰的教堂的遗迹这种信仰的驱使（这种信仰持续到18世纪，如在皮卡尔的记载中所证实的），一些人认为普勒斯特可能已成为第一世达赖喇嘛。32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这种共性一定是另一个人的善行，是一项不是为了由古伯察和秦神父所表现出的快乐的事业，而是一种深深的忧虑，这在耶稣会士克尔齐（Athanasius Kircher显然是皮卡尔的主要来源）的言论中有所反映，他于1667年描述了对达赖喇嘛的奉承和吹捧：

　　陌生人在他们的门口五体投地地膜拜，并以难以置信的崇拜亲吻他，与人们对罗马教皇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撒旦的欺骗和虚伪可以轻而易举地出现，通过他那天生的狠毒和仇恨，以虐待凌辱的方式转移，如像他对基督教的其他神秘所作的一切一样，这种崇拜适宜于罗马教皇，地球上的基督的唯一的教皇，直到非基督的野蛮民族的迷信崇拜。

　　正因为基督教徒称呼罗马人为神父的高级神父，所以这些未开化的蛮族把他们的虚假的神称之为大喇嘛，即伟大的高级神父，以及喇嘛的喇嘛，即高级神父的高级神父，因为这来源于他，如像来自某股泉水，源出他们的宗教的整个形式和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疯子和神经错乱的偶像崇拜，因而他们也称他为“不朽的神父”。33

　　这是玛特（Justin Martyr）和其他教会神父在2－3世纪期间系统阐述的恶魔似、超凡的剽窃理论的一种极端的形式，在这种理论中，教会的仪式成分与那些敌对的崇拜的仪式之间的任何共性，都归因于魔鬼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基督教仪式的构成来源于这些十分相似的敌对崇拜，这样，这种恶魔似的剽窃的教义充当了盗用起源的纯洁性的一种手段，把其他托付给派生者的腐败堕落状态。34

　　为什么这种外貌一定是恶魔似的呢？答案某种程度上来自基督教教会对历史的和本体论的特殊性的主张和要求。传教士的任务，是将那种特殊性的言词传播到尚未波及的那些领域，是从其起源的唯一一点将它扩散。在某个时间从罗马带着装备、服装，到他们以前还不可能占据的某个地方，并且发现他们已经在那里，暗示某种超越历史的权力的行动，这可能仅仅被看成是恶魔性的。但是，这一段的描述是一种直观的图像和概念：衣着和礼拜仪式来自于他们的真正的根源；它们是一个翻版。仿佛到达遥远的中国的这位牧师只看见了自己的在一面镜子里反映，这种颠倒的形象之所以如此典型和独特，归因于这个恶魔。他见到了自己长途旅行的那个目的地，他所希望的是，地球上的最后一片领地获得真正的信仰将变成现实――即作为他的牧师的职责的结果，这些曾经是西方的偶像崇拜的身躯将穿上基督教神父的服装，并将举行这个神圣教会的礼拜仪式。可是，对于牧师，第一次遇见的这种佛教僧人的形象，似乎已经成了其后来只能成为的那种形象。这个遥远的目标，他的权力的一种成熟的幻觉，已经达到。这个僧人就站在这位牧师的面前，好象他正在照镜子。

　　不像在“梳妆镜”里的婴儿，他喜悦地看见自己在镜子中的身体与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的幻影，对于这位牧师来说，只是一个恐怖的时刻；他把这个孩子没有分辨的这种反映的形象，看成是一个圈套和陷井。令人恐怖的怪物并没有在佛教僧人中出现，但是这位牧师与僧人形象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带着自动装置，在一种模糊的关系中，他自己的世界正在造成寻求圆满的趋向。”35牧师见到共性和特征并不存在：佛教的穿着和仪式，不是汉式的就是藏式的，与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并不相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知觉产生，这个教会必定自以为是完整的这种破碎的躯体，在其到达之前就已经以喇嘛教僧人的标志存在了。原型来得太迟，在其形象之后，这种迟到对自命的和疏远冷漠两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位天主教牧师同时还与他的外来的对应的形象和自身用于防御被谴责为恶魔的护身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仿佛这个佛教徒的形象、这种对应物，总有一天会投向这位牧师，在这种信息的“自然”向外传播，将他投射到转变的过程之外。于是，传教士面对他的西藏的对应物，就像梳妆镜一样，是“高昂的悲剧：一种短暂的末日审判的荣耀，一个失落园。”36

　　甚至在清朝的宫廷，一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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