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寻这种论述的演变，我们必须从中国清朝晚期和欧洲19世纪初期以前，追溯到马可·波罗时代和早期前往中国元朝的宫廷访问的欧洲人。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在藏传佛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有相似之处的叙述。两群不同的西方的欧洲解经学者分别采用不同的文字和比喻来表述，先是天主教徒然后是新教教徒。最早的天主教的评论者之一，是色维拉（Dominican Jourdain de Severac），他曾访问过“大鞑靼”（Tartar）的帝国：

　　在那个帝国里，有供奉神像的庙堂和男人与女人的寺庙，就好像在家里一样，有唱诗班和诵经祷告的人，很像我们的教堂，最大的偶像崇拜教主穿着红色僧袍，戴着红色僧帽，就像我们的红衣主教。这样的奢侈、这样的浮华、这样的舞蹈、这样的庄严仪式，在供奉偶像和祭献神灵中真是难以置信。26

　　1626年，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安多德（Antonio de Andrade）在一名西藏喇嘛观看了他作弥撒之后写道，从这名喇嘛那里得知，“卫藏的大喇嘛提供少量的面食和酒，他自己吃喝一部分，然后把剩余的分给别的喇嘛，他用自己的嘴在供奉给神的酒碗上面吹吸一下，这种仪式只由他单独做，其他人都不能这样做。他还补充说，这位大喇嘛的头上戴着一顶冠冕，这顶冠冕像我的帽子一样，但比它大得多。”27 1661年到达拉萨的德国耶稣会士约翰·格鲁伯（John Grueber）记载了他所观察到的西藏人：

　　他们用面包和酒举行弥撒的祭献仪式，举行临终涂油礼，向结婚的人们祝福，献哈达祷告，修建女修道院，在唱诗班中吟唱，观察一年中各种不同的斋戒日，从事最严格的苦行，并且，在其他人当中进行鞭笞；献祭的主教，以及派出的在穷乡僻壤生活的传教士，他们赤脚旅行通过Desarts到达遥远的中国。28

　　一旦这样一种相似性被观察到，就不得不对之进行解释，到中国和西藏的天主教传教士转向历史和神学，以解释西藏喇嘛看上去像“圣母教堂”的牧师的原因。（天主教）遣使会会员古伯察（Huc）和秦神父（Gabet）于1844－1846年前往中国和西藏旅行，记录了他们所称的“喇嘛教崇拜”与天主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似之处：

　　大喇嘛在旅行中或当他们在在寺外举行某种仪式时，携带的十字架、教冠长袍、袈裟；二重唱的祭礼、单调的诵经、驱邪、由5根链条悬挂并能随意开关的香炉，喇嘛在信徒的头上摸顶祝福；念珠、出家独身、宗教隐居、圣人崇拜、持斋、法会仪式、连祷、圣水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佛教徒和我们的相似之处。现在，是否能够说这些共性来自于基督教？我们认为是这样的。29

　　接着，他们讲了一个有关宗喀巴（1357－1419）的故事，这位被神化了的格鲁派的“缔造者”，在遣使会会员访问西藏时，已经对西藏进行政治统治达两个世纪。他们讲述了年轻的宗喀巴与一名“来自西方最遥远的地方”的喇嘛相会的情景，这名喇嘛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子，并且在他平静地圆寂之前的几年里，“（向他）传授西方的所有教义。”关于这个喇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的深不可测的学识之外，还有他那闪烁的双眼和硕大的鼻子。古伯察和秦神父预测，这个长着突出的鼻子的陌生人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可以进一步假设，由于早逝而使得这名天主教传教士没有彻底完成对其弟子的宗教教育，当其弟子本人后来成为一名传道者之后，或是由于他没有完全掌握有关基督教教义的知识，或是由于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本人只是致力于引进一种新的佛教仪式。”30

　　当然，留下的牵连和懊悔是，假如天主教传教士活得长久些，宗喀巴将会接受这个教会的教义的充分指导，这样，就能够将西藏改宗基督教。

　　这里也许存在阐释这种共性的最为普通的策略，叫做借用，或者更为适当一点，叫做“家谱、系谱学”（也就是在人类学中所说的“扩散、传播”）――即，通过诉诸历史影响的方式来说明一致、巧合的现象或特征。诉诸于系谱学，试图建立的不仅是一种直接的历史关系，而且还要建立基于对原始祖先有影响的媒介的最接近年代学的一种僧侣统治制度。因此，古伯察和秦神父才能以将其起源归于他们自己的某个因素的方式，声称他们在宗喀巴的佛教中所发现的一切“真正的”东西，同时，还试图把藏传佛教作为有缺陷的宗教加以消除，因为宗喀巴在其“福音书”（学说）中的教导，仍然是不完整的，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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