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一词的其他普遍用法是将其作为一名化身的称号。化身（sprul sku）的惯例在西藏至少在14世纪起就已经存在，当时刚刚圆寂的噶玛巴僧人让琼多吉（1284－1338）在他的传记中被认定为噶玛帕希的化身（转世）。8从那时起，藏传佛教的每个教派都采用了认定一位伟大的上师为传承再生的惯例，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当然是达赖喇嘛。可是在藏传佛教中有数千个化身（传承）系统。在普通的西藏说法中，这类被称为喇嘛的人物，是否表示他们本人在其今生当中作为学者、专家或上师的人的特征。要问一名特殊的僧人是不是一名喇嘛，等于问他是不是一个化身，并且，“喇穷”（bla chung）和“喇钦”（bla chen）分别指的是小的化身喇嘛和大的化身喇嘛。作为一名宗教导师的“喇嘛”和作为一名化身的“喇嘛”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用法导致现在的达赖喇嘛在他的说教中告诫他的信徒们，一名喇嘛（作为某个人的宗教上师）不需要成为一位化身，而一名化身也不必要成为一名喇嘛。9

　　一位西方学者声称，“guru”（上师）被翻译成bla ma（喇嘛）意味着“向往灵魂的母亲”，这是为了“便于将佛教中上师（guru）的角色同化为藏族人民中存在的萨满教信仰。”10无论西藏的信仰是不是“萨满教”，很有可能喇嘛意指“一种赋予的灵魂”。1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含意已经在佛教语源学中消失，随着佛教传入西藏，作为“生命”或“灵魂”的la（神）的含意已经消失。

　　由于la有时会离开人体，西藏喇嘛会离开西藏，前往蒙古汗王和满族皇帝的宫廷。并且，正是在这些范围内，超越西藏，“喇嘛”将成为“喇嘛教”。但是这个过程耗费了时间，因为当藏传佛教的上师们从西藏启程前往蒙古族和汉族的权力中心时，他们似乎不是被称作喇嘛，而是以来自他们的东道主的语言来称呼的。例如，马可·波罗在谈到忽必烈汗的宫廷中的西藏人时，就将他们称之为Bacsi（bakshi，蒙古语意为“上师”）：“做这种事（防止冰雹）的魔法师来自西藏和克什米尔，这是两个偶像崇拜者国家的名称……还有另外的由那些Bacsi完成的奇迹，我一直在谈论他们，就像知道很多魔法一样……这些僧人的穿着比该民族的其他人都得体，并且还剃广了头，刮了胡子。”12在明朝初期的汉族宫廷中，西藏僧人只是被称为seng，如像汉族僧侣，并且把藏传佛教称为佛教（fo jiao）。13

　　1775年，在满族皇帝乾隆在位时期，我们发现或许是在汉文中第一次正式使用lama jiao（喇嘛教）这个术语，“喇嘛教”似乎来源于其中的文献资料。jiao是标准的汉文术语“教”，被使用的术语如“道教”，“儒教”，和“佛教”。在乾隆统治时期，“喇嘛”被当作形容词来使用，用以描述西藏的宗教，在过去的社会背景中只使用“佛教的”这一术语。14 1792年，乾隆撰写了《喇嘛说》，（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将其镌刻在北京雍和宫（今天旅游者所熟知的喇嘛庙）内的一座四方形的石碑上。在碑文中，乾隆以声称他的支持仅仅是手段的方式来维护他的一个西藏教派的施主，该教派在汉文中称为“黄帽派”（格鲁派），使其免收汉人的批评：“兴黄教以安众蒙古。这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维护这个（宗教）。（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得表现出任何偏见，我们也不希望像在元朝（所做的）那样奉承西藏的僧侣。”15下面是乾隆对“喇嘛”一词的论述：

　　（佛教的）外来僧侣传统上都是以喇嘛著称的。喇嘛一词在汉文典籍中没有出现……我仔细地思考了其含意，并发现la在藏文中意为“高、长者”，ma意为“没有”。因此，lama意为“没有高、长者”，恰如汉文中一名僧人被称作“长乾隆已经清楚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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