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世纪中叶，新教徒就将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进行比较，若无一个不同的理由。他们的意图不是说明在偶像崇拜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的“可能性”，因为这是天主教作者应当做的，而是要求说明这样的相似性的“必然性”，因为罗马天主教实际上也是偶像崇拜。因此，英国的新教徒托玛斯·阿斯特勒的（Thomas Astley）《由迄今已在任何语言中出版的、包含欧、亚、非、美洲的各种非凡事物的最令人尊敬的关系所构成的游记的文集新版》，于1745－1747年出版，该书在许多方面与法国天主教徒皮卡尔的《已知世界各国的仪式和宗教习俗》相似，这部作品是在同一个10年内出版的。不过，阿斯特勒在论述中国的鞑鞑宫廷时，还得出了与皮卡尔不同的结论：

　　从以上对于佛教的阐释来看，无论是不完善的，还是伪装、掩盖真相的，读者都可以看到在它（佛教）与罗马的天主教之间存在一种十分惊人的相似：一般来说，我们将不谈基督教，尽管受到一位化身的神、一位救世主（上帝、耶稣基督）、一种神圣的精神、一些传教士认为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以及其他事实上的三位一体的一种象征的一位三一主的限制。无论可能是什么，我们发现，在这种宗教里，每个大大小小的个体，构成了罗马式的制度：如像偶像崇拜、向圣人祈祷为死者祷告；在炼狱里涤罪、宽恕、赎罪券、忏悔、赦免、苦修；驱邪、教堂的财富、优点功劳和额外的工作；佯称创造奇迹；一个僧侣统治集团，或不同的牧师的等级，以一位教皇作为他们的首领；僧侣和托钵修士，修女；总之，在沉思和实践中的每一件事都降临圣水和念珠。确实，他们没有一个他们先崇拜然后吞咽的圣饼神；但是他们有一个以人形（达赖喇嘛）变体或转变的活着的神，正如他们偶尔信仰的；这个神就住在他们当中，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更加合理的崇拜对象。

　　这些传教士，将罗马式的信仰的这种严格一致性与确定无疑地是一种偶像崇拜的宗教相混淆，并且，人们延续了祭司权术的场景，用不同的艺术来隐藏这种相似性；一些人提到其教义的一部分，另一些人提到不同的部分，都没有展现全貌；那些在特殊时刻最为博学的人，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诵经，不讲究任何章法或秩序。毕竟这些伪装，这些表现得如此耀眼的相似性，试图对之加以说明，许多人都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并且自称，这是基督教的腐败堕落，意指罗马式的宗教。一些人断定，“景教徒”大约在7－8世纪改宗西藏和鞑靼民族：其他人将拥有它，这种信仰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在那里布道。我们称之为勇敢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根据中国历史，佛教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兴起了。39

　　于是，阿斯特勒将这种相似性进行分类，他要求天主教试图隐藏的东西，以各种方式发现佛教与罗马式的相同信仰，除了最十分荒缪的信仰项目“圣餐”之外。他不考虑历史影响的可能性，留意到基督教之前的佛教（虽然佛教在7世纪才传入西藏）。在阿斯特勒看来，正是这两种宗教十分相似，说明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和西藏布道的失败：通过改宗佛教徒将一无所获：

　　但是，最伟大的护卫者Bonzas（佛教僧人）能够抵制他们中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的进步，在这两种宗教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为，通过变化，他们的信徒看到，他们将刚好处于他们从前所处的同样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引诱他们的新奇事物，除了从少数形式的不同中产生的诱因。此外，自然地，他们对圣人、偶像和他们自己的仪式的敬仰必定大于对一种外来的制造品的敬仰。40

　　在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这种明显的相似性一直将新教徒迷惑到20世纪。1901年，曾于1895－1899年到西藏旅行的荷兰传教士日恩哈特博士（Susie C。Rijnhart）写道：“如同关心格鲁派（原文如此）与仍然在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英格兰支系中流行的仪式间的相似性一样，将其贡献给基督教学识也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41然而，这个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的英国。当时佛教拥有广大的民众，正如阿诺德（Edwin Arnold）的佛陀的生平《亚细亚之光》所成功地证实的。在这样的作品中，佛陀被视为印度的雅利安昔日最伟大的哲学家，并且，他的教义被看成是一套完整的哲学和心理学体系，是一套以理智和克制为基础的体系，并且是与仪式、迷信和司铎制对立的，它旨在证明个体怎样能够在没有具有慈善机构特征的宗教的配置的情况下过一种道德的、精神上的生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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