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拒绝认同亚洲的喇嘛教的任何合法正统的祖先；这似乎与其他任何事都不同。并且，正是在（传承）系统不存在的这种状况下，最容易对喇嘛教进行比较，这可能开始将它像天主教一样看待。在欧洲人的论述中，把“喇嘛教”一词当作一个用于罗马天主教仪式主义的代名词来使用，并且用它来代替“西藏”，在其自身的方式中，与近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消失不无关系。在19世纪，西藏的存在既受到英国和中国的威胁，也受到它们的争夺。并且，在20世纪，西藏的不存在成为在艺术展品和亚洲地图中就像它被强行并入中国一样体现的。随着导致“喇嘛教”一词的发明的这种特殊的变化，这些影响的历史，通过一个过程，19世纪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可能会称之为“语言的蜕变”。

　　这一章将要追溯这个蜕变的过程。将从“喇嘛”一词开始，这一术语今天联想到一种微笑的、戴眼镜的佛教僧人形象，但是实际上来自西藏的佛教传入之前的过去。只是在9世纪期间，才出现了梵文术语“古如”（guru，上师）的正式的藏文翻译。这个术语从西藏传到蒙古和中国，在那里它最终成为不仅只是表示一位西藏佛教上师，而且还表示他的讲经说法的术语。这或许来自蒙古，或许来自中国，欧洲人衍生出“喇嘛教”这一抽象名词，这将成为西藏宗教的名称，到18世纪晚期，这个术语被用来充当一种范围宽广的信仰事宜。在这个阶段的一个不变物（常量），是将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最初是由天主教教徒开创的，他们感到在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在这种信奉异教的形式和他们自己的真正信仰之间的许多共性时受到约束。后来，新教教徒将这种比较用来证明在西藏观察到的腐败堕落的僧侣的权术在欧洲具有它的对应物。随着佛教的学术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喇嘛教成为被用来描述佛陀自圆寂以来已渗透到数个世纪的原始教义。正是由于欧洲人对于西藏的论述，西藏人已经大量地从舞台上消失：喇嘛教一词在藏语中没有对应词。只是在达赖喇嘛和数以千计的西藏人于1959年逃亡到印度之后，他们才面临这个术语，他们一般都把这个术语看成是轻蔑语或贬义词，这样的称呼就意味着他们的宗教不应当称作“佛教”。同时，这个术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有时坚持（尤其是在担心“西藏”这个术语的使用会引起现在已经将西藏纳入其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愤怒），用“喇嘛教”来代替“西藏”，用“喇嘛的”代替“西藏的”。这一章将追溯这个术语的（演变的）一些轨迹。

　　藏文名词“喇嘛”（bla ma）来源于两个词la 和ma。la的概念，一般被翻译成“灵魂”、“精神”或“生命”，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这个概念就已经存在。据说la是一种个体的生命力量，是构成人的身体和大脑的根本支柱。它是运动的；它能够离开躯体游荡，或被神和妖魔带走，它对人留下的危害，将会导致患病或大脑失衡的后果。因此，有图谋将la（神）呼唤回到躯体的仪式。4 甚至当la适当地被还原到其在身体中的位置时，它可能同时存在于某些外在的居所，如像湖泊、树木、山脉或动物。附于人体中的“神”。

　　詹姆斯·弗拉兹爵士（Sir James Frazer）将其称之为与这些征兆有一种和谐的关系：如果“神”山被挖开，人就会患病。西藏史诗英雄林·格萨尔企图征服某个女妖魔，他试图砍倒她的“神”树，抽干她的“神”湖；他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杀死她的“神”羊。这些外在的“神”的特征一般都是这样被秘密地保存着，“神”的可以移动的住所，通常是某些种类（通常是一个绿松石）的一个珍贵的物体，被放置在特殊的容器里，并且被享有这个“神”的人藏匿起来。5或许与这个灵魂的这一概念有关，“神”这个术语也具有“上”或“高”的普通含意。

　　7－9世纪，随着佛教的传入，西藏僧人和到印度游历的班智达承担了将佛教文献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创制了数百个新词。当这些解经学者决定创制一个与梵文“guru”（上师）对应的藏文词时，为了接近该梵文词的意思，他们背离了自己嗜好的历史故事，转而选择了“喇嘛”（bla ma）一词。这里，他们将术语la与ma相联系，后者至少包含3层意思：作为一个否定的虚词，意为“没有”或“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名词的指示物（如像在nyi ma，“太阳”中，或srung ma，“护法神”中一样），以及作为表示“母亲”的词。接着是佛教词源，将la的意思演绎为“高”，而不是前佛教的用法“灵魂”，然后加以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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