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巴利语系佛教（在19世纪末主要是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对于藏传佛教（在19世纪末英国人正积极地试图控制）的关系，类比为新教对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更确切地说，这是通过将它同远近被征服者进行比较，来贬低遥远的和未征服的（民族）的一种策略，由于其受到贬低而被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前的过去和现在欧洲的对手和爱尔兰民众所征服。例如，瓦德尔在其“僧侣统治制度与转世喇嘛”一章中，以两份碑铭开始――“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和来自《塔木德经》（Talmud，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译注）的一段――接下来的1页以“第一世达赖喇嘛－教皇”为标题，仅仅用两页将喇嘛教与法国、犹太人和天主教联系起来。69因此，“喇嘛教”在一位上师的叙述中充当着“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代码字，不存在对立物去攻击存在对立物的代表。这不是新教徒的辩论术第一次以学识来说明别的宗教；这样的辩论术塑造了“后古代的”宗教的研究，这种宗教有时被称为“异教徒－罗马天主教”。70而且，正如罗马天主教对世界盛行的理论有影响一样，喇嘛教也如此。在萨克斯·罗麦尔（Sax Rohmer）1917年的《“佛满族”的手》（The Hand of Fu Manchu）中，在西藏的邪恶的医生阴谋主宰世界的大本营，是“隐藏在喇嘛教的面纱后面的世界的一个奥秘。”71 1937年，纳粹分子斯特朗克出版了《论犹太和罗马－西藏――它们为主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Zu Juda und Rom－Tibet：ihr Ringen um die Weltherrschaft）。72
在瓦德尔关于西藏的两部著作的结尾，他提出了对于西藏的前途的看法，“它的坚定的过于轻信的民族摆脱了难以忍受的喇嘛的专制统治和暴行，并且从像降临到全体的一个噩梦凶残而严格的、强逼的魔鬼崇拜中解脱出来。”73他坚持主张，有希望的理由，当人们看到在12世纪天主教会似乎处于毫无希望的衰落境地时，但是当时旦丁和“文艺复兴”出现了。瓦德尔主张，确实，一旦在“它的不朽的缔造者消失”之后，一种佛教知识可以将天主教会从所受的腐败堕落的痛苦中拯救出来。带着明显的高尚和宽宏大量，瓦德尔接着证明他拥有真正的佛教（这是西藏人所缺少的），他声称，基督教徒最终将理解，耶稣的教义与佛陀的教义的相似超过与保罗、奥古斯丁或路德的相似。完成这种控制姿态，他最后宣称，不是将藏传佛教当作一种衰落的崇拜加以埋葬，而是英格兰的传教使团“预示一颗新星在东方升起，它可能长久，也许几个世纪，将它那柔和的光芒传播到这块迷人的土地和有趣的民族中。一定是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在拉萨建立的，在这个宇宙中，一个主要的地方肯定会被指定来研究本世纪的宗教的渊源。”74瓦德尔所写的这些文字，不是从边境的渴望一种帝国的立场中，而是在《拉萨及其神秘》的结论中，记载了1903－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的情况，其间他担任主要的医疗官员。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殖民主义者为自己所写的历史中，喇嘛教起一种基本的比喻、转义的作用。就像所有传统崇拜和历史循环论一样，具有其对原始、质朴的起源的幻想，这里包含着真正的佛教及其结局的幻想，这里包含着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这被看成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或是佛陀意图的一种保存，或是他的实现。由于处在堕落过程的终点，藏传佛教在没有历史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之后，只有停滞。变革必须从外部引入。无论西藏是通过恢复真正的佛教来医治，还是以改宗基督教的方式来医治，这种医治似乎都掌握在西方人的手中，并且，西藏的殖民地化被有些人看成是其管理、治疗的最佳方式。将藏传佛教单独加以界定，使它与亚洲的其他佛教相分离，在19世纪末，所有这一切都在西方人的支配和影响之下，将西藏描绘成为完全的对立物是很容易的，从此以后就不能体现、代表它自己。
在更为古老的“喇嘛教”之下，在最新版的《牛津英语辞典》中简明地捕捉到了这些19世纪的喇嘛教的本义：
＋lamanism。Obs。［After F。Lamanisme（Huc。）］＝LAMAISM。So la'maniala。＝LAMAIC
1852年，Blackw。Mag。LXXI。339西藏部分……居住着一个粗野的民族，……在嫁接的“喇嘛教”之下保留着许多原始的迷信。1867年，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第243页。喇嘛教僧侣统治制度的建立，引起了教皇的宫廷中的模仿。前引书，第252页。这是皇帝充当喇嘛教的施主［使蒙古王子的力量削弱的］的见解。
在1852年文献中所提到的喇嘛教，不是西藏的土著宗教，而是在某些方面被“嫁接”到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西藏地区的民族的原始迷信之上的宗教。在1867年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喇嘛教教会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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