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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简帛学与史学研究

时间:2009-7-24 13:45:19  来源:不详
“居延汉牍”(参见林剑鸣《简牍概述》)。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完全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并称的一种书写材料。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将简、牍二字连用,只不过用简帛学来规范这门学科的名称似更简洁、明快。

简帛的发现并不意味着简帛学的形成。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后各约五十年。由于近代简帛的发现是与外国探险家的所谓“探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早期发现的简帛很多流往国外,简帛研究的初期也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马伯乐、孔拉第等。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对简牍发掘和整理,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从罗振玉、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开始,至1949年,国内也有一批学者从事简帛研究,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劳干、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黄文弼、陈般、夏鼐等。他们揭开了我国学者独立科学发掘、研究简帛的序幕,其研究著述也颇为丰富,内容涉及敦煌、居延、罗布淖尔和楼兰尼雅汉晋简牍。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与外敌入侵,整个学术环境十分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进程,简帛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帛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出土简帛数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简帛也得到新的整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队伍与机构扩大,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五十年里,老一代学者继续耕耘,新一代学者成长壮大。台湾地区学者与国外学者也给予简帛学极大关注,简帛学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通过两个时期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勤奋努力,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简帛发掘系统、科学。二十世纪的简帛发掘,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已经摈弃了“挖宝”式的原始方式,采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进行科学发掘。解放以后,各级文物部门对包括简帛在内的古代文物保护统筹安排,系统发掘,不仅有了科学的发掘报告,而且做到了有计划、分步骤的考察与发掘。科学发掘无疑是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前提。第二,简帛保护、整理方法科学、合理。科学家们研究掌握了一套针对不同质地的简帛而采取的不同脱水、复原、保存方式,除利用学识、经验来释读简帛文字外,还利用远红外线技术来辅助释读,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三,简帛制度研究成绩斐然。简帛作为记载几个世纪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无论在材料运用与书写方式、形式与称呼、编联长短、题记与符号等若干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制度规范。学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已经揭开了其中的许多奥秘。第四,简帛整理著作硕果累累。二十世纪简帛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老的简帛整理著作不断得到修订,新出土的简帛整理著作又不断问世,出版周期缩短,科学性增强。

简帛学与历史研究

简帛的发掘、保护、整理、释文、分类、复原,是简帛学的重要内容,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构成简帛学。笔者认为,简帛学是一门通过对地下发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简牍帛书的系统研究来补充、修正传统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科学。只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简帛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鸟瞰式的回顾,就能楚地看出简帛学对历史研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十世纪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此书对敦煌汉简中的文书作了重新分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尽管他们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成就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罗、王二人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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