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兩種越戰記憶：「可贏性」與「必輸性」

　　對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在不同的時間，記憶也會相異。美國人對越戰的記憶也是如此。在戰爭剛結束不久，美國人想把它當作一場惡夢或「憤怒的夢」來忘記。政客們出於各種不同的心理，也想把它置諸不理。例如，1976年的總統大選就很少涉及越戰。「忘卻性」記憶在今天仍有某些市場。例如，前總統布什在1995年9月5日訪問越南時所作的一次演講中公開聲稱，在越戰問題上，「我不是修正派，不同意麥克納馬拉的觀點。」「我更傾向於立足現在，放眼未來。揭開舊傷疤毫無意義。」25但整體而言，這種所謂「忘卻性」記憶持續的時間不長，並很快被所謂「可贏性」記憶所代替。持這種記憶的人認為，美國在越戰中本來是可以贏的，只是因為軍方的手腳被縛，美國才坐失贏機。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些保守的政客及軍方人士，例如，在1980年代初，以保守反共著稱的里根在競選總統期間及入主白宮後，欲以「重振美國」的口號喚起美國人的信心。為了打消美國人對越戰的灰色記憶，里根意圖灌輸一種新的內容。他公開聲稱，越戰是一場「高尚的事業」26。美國的失敗不是由於美國缺乏道義及實力，而是由於反戰派不讓美國贏，他們束縛了軍方的手腳，美國遭受背後插刀（A stab in the back）27。里根把美國地位的下降等統統歸咎於美國在越戰的失敗，他鼓吹美國應摒棄「越南綜合症」（Vietnam Syndrome）28。尼克松在1985年出版的《不再越南》（No More Vietnams）中，更是赤裸裸地販賣這一觀點。在開篇伊始，尼克松寫道：「美國歷史上沒有甚麼事件比越戰更受到誤解了，其在當時被歪曲報導，現在則被歪曲記憶。」29遺憾的是，尼克松這本為自己辯護及推卸責任之書，加深了美國人對越戰的記憶失真。例如，他在書中一本正經地聲稱，越戰「失敗於美國政壇，而不是在東南亞戰場」30。對美國來說，越戰是道義的戰爭，可贏的戰爭。在1973年，美國通過簽署〈巴黎協定〉，實際上贏得了戰爭，但由於美國國會拒絕採取必要措施，並束縛了行政部門的手腳，導致美國失去了和平。尼克松全書的底蘊是：越南的失敗，不是他尼克松的錯。至於越戰的教訓，尼克松進一步指出，這只是美國「一時的挫折」，「重要的是美國應從失敗中吸取正確的教訓」。在尼克松看來，「不再越南」並不意謂美國不再捲入類似干涉，而是意味著美國「不再失敗」31。

　　美國許多軍方人士更是竭力加強這種「可贏性」記憶。例如，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將軍自始至終認為美國「軍方〔在越南〕從未輸掉任何重要戰役，也從未輸掉這場戰爭。美國的失敗是國會的行動造成的」32。夏普（U.S. Grant Sharp）將軍、帕爾謀（David Richard Palmer）將軍等也競相著書立說，把越戰失敗的責任推卸到行政部門身上33。學者中持「可贏性」記憶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人認為，反戰運動、媒體誤導及行政部門的錯誤決策導致本來能贏的戰爭功虧一簣34。例如，萊衛（Guenter Lewy）在研究許多保密資料的基礎上得出這樣結論：如果美國直接控制西貢政府及其軍隊，並領導越南的社會改革運動，越戰的結局也許兩樣35。

　　與「可贏性」記憶相對的是所謂「必輸性」記憶。例如，歷史學家赫爾齡（George C. Herring）等即認為由於美國錯誤分析美國的利益及越南的現實，軍事捲入越南的結果注定要失敗36。歷史學家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早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越戰是美國的陷阱（a quagmire），是「一場沒有惡棍的悲劇」（a tragedy without villains）37，因為美國是在無意中一步步捲入越戰這場災難的。但有些學者，特別是新左派史學家，堅持越戰是美國歷史及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科爾柯（Gabriel Kolko）等人即持此說。例如，科爾柯論證美國的越南政策從一開始就存在致命的缺點。越戰是美國冷戰政策的產物，但這種冷戰政策存在嚴重缺點，越戰的失敗因而理所當然38。此外，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美國必輸的原因。歷史學家安德生（David Anderson）指出，艾森豪威爾政府把自己綁在吳庭艷身上，是「自找麻煩」。其越南政策是把美國引向災難的「不歸路」39。歷史學家伯曼（Larry Berman）認為約翰遜的越南政策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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