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囚徒困境”是说：一同犯罪的两个囚徒被分别审讯，如果他们都不招供则可以无罪释放；如果只有一人招供则都会被判有罪，但招供之人会减刑。由于缺乏信任，两人都怕对方会出卖自己，所以全都招认，结果都被判有罪且无人减刑。

    专制政体之下的最高权力集团内部的关系与“囚徒困境”有相似之处。

    就拿皇帝与太子的关系来说。皇帝的权利是：他的权威不受太子侵犯；他的义务是：协助太子继承君权。太子的权利是：继承皇帝的权力；他的义务是：不能对皇帝的权威构成威胁。表面上看起来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关系，实际上却一点也不清楚，一点也不简单。罪魁祸首就是不受制约的专制君权。因为太子即使已经以嫡长子的身份被正式册封并诏告天下，也并不能得到踏踏实实的“法律保护”，在为所欲为的专制君权的阴影下，太子充其量只是王位继承的第一人选（请注意还不是君权继承的第一人选），即使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正当，他也随时面临被不正当废黜的危险。皇帝虽然大权在握，且受到“皇帝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保护”，但也不敢掉以轻心，生怕太子会等不及提前夺位。

    “人治”社会的最大缺陷在这里暴露无疑——太子是继续做太子还是立刻做皇帝，皇帝是接着做皇帝还是被赶下台或丢了命，全靠自己的势力大小，至于手下人的效忠是否可靠，人心隔肚皮，谁也不敢打保票。于是乎，保护自己的法律明明就摆在那里，大家却都没有安全感，都在互相提防，一有风吹草动就图穷匕现。试问这样的“法律”跟废纸有什么区别？以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根本就不配称“法律”二字！

    “千古铁律”之所以变成一只“纸老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专制政体不能保证相关人员的安全，不论自己的所作所为多么符合共同利益和法律要求，都不能保证对方不伤害自己，唯一能做的或许就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六）真正的“千古铁律”

    “法”与“违法”，就如同“光”与“影”，因此不管什么社会，完全杜绝“违法”之事都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就长期趋势而言）法治社会就能做到令行禁止，违法者寥寥可数，人治社会却有法不依，违法者多如牛毛呢？

    原来法治社会的不法之徒之所以敢铤而走险，赌的就是不会被曝光，甚至可以说首先是怕曝光，一怕所做之事曝光，二怕自己行踪曝光，其次才是怕惩罚；没有人敢做肯定要曝光的不法之事，因为一旦曝光没有人能逃脱惩罚。而人治社会的违法者主要不是怕曝光，他们怕的是手中无权，他们知道只要掌握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就能逃避一切惩罚，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就以君权继承而论，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篡位，所犯之事最为大逆不道，但是他受到惩罚了吗？不但生前没有，就是身后还获得了“中国最杰出皇帝”的美誉。

    历史反复展现出一个铁的事实：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对与错，更没有什么“法”与“不法”，只要你成功了，掌权了，你就是对的，这就是人治社会真正没有被违背过的“千古铁律”——成者王侯败者贼！

    而由专制君主们颁布的法律，就如同一个大贼在警告别人：“不准你们做贼！”

    （七）人治、神治、法治

    不管“人治”、“神治”还是“法治”，目的都只有一个——治乱。如何才能不“乱”？古哲先贤早已总结出——“上下人等各安其位”，人人都不生“非份之想”，方能不乱。但中国几千年的事实是，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集团始终在极力扩张各自的权利，减少各自的义务，而老百姓的权利则不断被削减，义务不断在增加。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斗愈演愈烈，削弱了对老百姓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老百姓日益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不得不铤而走险，最后全社会玉石俱焚。

    为了跳出轮回，打破宿命，历代统治者都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严刑峻法，思想灌输，软硬兼施，试图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遵守一个“礼”字——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尽力约束自己，对人民来说是尽力忍耐。然而专制下“法律”的孱弱本质，注定了单靠严刑峻法，无法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古代中国主要是靠“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这套儒家学说来对人们进行“洗脑”，感到效果还不理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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