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下最高权力的继承，之所以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专制君权绝不仅仅是权力，拥有它就同时拥有了财富、地位、尊严、安全……。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千钟粟”，其实是“‘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千钟粟”，只读书不做官能有“黄金屋”、“颜如玉”吗？既然这都是人性所追求的东西，既然只有通过权力才能获得这些东西，那么还能指望凡人怎么做呢？

    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他可以享受世间一切的财富，全天下的人用自己的劳动、身体乃至生命为一人服务，他可以决定所有人的生、死、荣、辱、贫、富，所有人都对他卑躬屈膝，这是何等快意之事。如果说有谁的所有层次的需求都得到了极限意义上的满足，那这个人恐怕就是皇帝了。如果非要说皇帝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需要，恐怕就只有长生不老了。试问这种诱惑是人性所能拒绝的吗？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不管引来的是寥寥可数的几个英雄，还是象韭菜那样剪了一茬又一茬的祸国殃民之徒，总之面对如此多娇的江山，没有任何法律、道德、宗教能泯灭凡人心中贪婪的火焰，眼里觊觎的目光。既然如此，野心家们为了最高权力铤而走险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皇帝毕竟只有一个，面对残酷的竞争，难道人们就不能寻找其它途径，来满足自己退而求其次的需要吗？

    有，但是就缺少一样东西——安全！

    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专制君权的存在，意味着所有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地位、亲属等等都是不安全的，随时可能受到君权的任意侵犯；只有掌握了绝对权力，才能绝对安全。因此，仅仅为了安全，君权周围的人们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它、掌握它，从讨好献媚到暴力篡夺，每种可能性都会被用到极致。而最高权力的继承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它是君权最虚弱的时候。

    君权继承制几千年的完善过程，其实就是专制君主全力铲除各种窥伺“神器”势力的过程。除了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多数时候对君权继承的威胁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他们是宗王、女后、外戚、宦官、权臣、武将……,甚至太子。专制君主要想确保君权不被篡夺顺利继承，就必须剥夺这些集团的权势。但君主维持统治又必须依靠他们，于是又必须赋予他们权力。因此，纵然在和平时期这些集团可以被极大地压制，但一遇上特殊或动乱时期，就必须赋予某些集团权力，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巩固君主自己的地位。如果不放权的话，君主可能完蛋得更快。这是君主专制及其继承制度真正的两难选择、无解之题。

    既要利用他们，又不能让他们造成危害，这不仅需要政治智慧的长期的积累，有一些条件还得靠机缘巧合，所以说在清朝中期“皇位密建制”能够被发明出来，是君主制下政权继承所能做到的极限。毕竟它无法彻底杜绝君权对别人的诱惑，无法彻底规范君主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这是君主制的两大根本缺陷，它们最终使“完美继承”成为泡影。

    明末、清末的政局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君主困局”是一道无解之题。明朝在农民起义军和满清的内外夹攻下岌岌可危，崇祯帝却始终不放权，当他拿出最后一点家底与满清“松锦决战”时，仍然派人监视将帅、掣肘军事，否则降清后大放异彩的洪承畴也不会败得那么惨？太平天国一起，清廷大胆决策，放手让臣下组织私人军队，且授以军政全权。若也动辄派个太监或其它什么人监军，不走崇祯老路才怪。更有甚者，曾国藩下控全国最精锐之师，上拒咸丰“勤王”之命（指曾拒派鲍超军北上阻止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若换了崇祯当皇帝，不把曾国藩活剐了才怪！直叫后人跺脚，袁崇焕真是生不逢“君”！反观洪秀全，大权旁落杨秀清于前，收权过甚逼走石达开于后，“君主困局”的两个忌讳全犯，焉有不败之理。而清廷养虎驱狼，虽渡过重重难关，最终也难免尾大不掉，为虎所噬。

    咸丰明知慈禧野心勃勃，但同治年幼，能不让其亲生母亲垂帘听政，以制衡辅政大臣？

    八旗、绿营一败涂地，能不让地方大员组织私人军队，以镇压太平天国？

    列强环伺，虎视眈眈，朝廷仰人鼻息，能不靠封疆大吏办理洋务，“结与国之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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