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慈禧临死前嘱咐摄政王载沣，要他顺应民心提前立宪。独裁者的自私在这里又一次暴露无疑，试问慈禧：你不愿意放弃权力，别人就愿意放弃权力吗？你不能把大清江山、顺应民心放在第一位，凭什么要求别人这样做？载沣后来果然缩短了立宪期，但那是迫于各地督抚和革命党的压力，并不是他自己愿意，反映他真实想法的是“皇族内阁”）。大清江山与个人权力哪个重要，由此一目了然。不由得让人想起法国路易十三那句名言：“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由此可知，天下独裁者都是一样的心肠。

　　已是风烛残年的独裁者，为了自己能多坐几天江山，毁戊戌维新于前，招八国联军于后，即使明知毫无取胜希望，也不惜把全民族都当作炮灰——人间之害，有大于此者乎？

　　本来“庚子赔款”之前，还有很多人对满清存有幻想，舆论尚视革命党为“乱臣贼子”。等天文数字般的赔款摊派一下，举国哗然，人民始知朝廷乃洋人搜刮钱财之工具，人心从此转向革命。
　　
　　纵论慈禧功过，她生逢晚清“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能勉力维持尽半个世纪，其间还有所谓“同治中兴”，由此可知其既非无能，对满清王朝也非无功。她精通权术，于内外纷扰、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尚能保持对全国强大的控制力，内无权臣专擅，外无诸侯割据，政令统一，基本做到如臂使指。即使同治、光绪成年即位，恐怕也不过如此。何况晚清名臣辈出，且人尽其才，作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慈禧的识人之明、用人之能，较之前代明君，亦不遑多让。同为末代君主，崇祯在整天叹息没有岳飞那样的名将帮他治理天下的同时，却亲手杀害了明朝岳飞——袁崇焕；而曾、李、左、胡等人（还应包括稍慈禧之后去世的刘坤一、张之洞）基本都是老死任上，两相对照，可谓天壤之别。

　　慈禧以出身卑微之一介女流，却因君权继承制度之缺陷登上历史舞台，为满清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她最后亦受制于制度之缺陷，为了脱困，她最终葬送了满清王朝。

    五、“人治”社会追求“法治”的努力

    几千年来围绕最高权力的血雨腥风使君主们感到，仅靠个人权威难以保证君权、特别是君权继承不受侵犯。于是他想到了“法”，他想借助“法律”来保证：他和他的子孙们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的权威，以及这种权威的传承。从兄终弟及制，到嫡长继承制，再到皇位密建制，这一系列法律代表了“人治”社会的君主们追求“法治”的努力。

    实现最高权力的顺利过渡不只是君主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事关专制社会的稳定大局——多少的动乱由此而生，多少达官显贵因此被满门抄斩，多少无辜百姓白白送命——可以说捍卫君权继承制度的正常运转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

    但为什么凝聚了全社会共同心愿、而且总有人“誓死捍卫”的“圣贤之法”却经常遭到破坏？为什么经常遭到破坏的法律却还能绵延千年？“人治”社会的“法治”努力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本章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专制与法律水火不容

    任何社会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不可能有两个并立的最高权威，因为人与人之间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的争议，如果各方固执己见互不相让，而又没有一个大家都服从的最终裁决者，对立各方就会求助于暴力来解决矛盾，必然导致天下大乱。生命安全如果得不到保障，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停滞，人类就会灭亡（分工程度越高的社会动乱的危害越大，所以无政府主义较之古代更是现代社会的大敌）。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就是这个道理。

    专制者是专制社会的最高权威，法律是现代社会的最高权威，二者之所以不能并存，是因为专制的实质是独裁者个人意志主宰一切，超越一切，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而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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