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古中国做得没有古印度成功。后者既不是靠严刑峻法，也不是靠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宗教”，使等级划分这个“天理”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人脑的一部分，这正是儒家梦寐以求而始终不能实现的。但印度这种“神治”的做法也有弱点。神权大于王权的社会难以形成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因为分散弱小的王权才能突出神权的强大，统一强大的王权必然会对神权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古印度通过宗教成功地把社会成员划分成地位悬殊的几个等级，并长期保持了等级之间关系稳定，但它付出的是民族分裂、内战频乃的代价，同样达不到治乱的目的。而且分裂的国家对抵御外敌入侵尤为不利。由于不能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当英国殖民者到来时，印度轻易就被各个击破，做了几百年殖民地。不仅如此，类似东亚儒家文化圈在六、七十年代由国家出面，组织实行经济赶超战略，一举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印度也不可能成功。这都是政治上的分裂使全民动员成为不可能的结果。但凡神权大于王权的民族都有这种特点。

    但王权过分强大也非幸事，集权专制政权若不能及时、不断地释放矛盾，难逃危机最后集中爆发的“宿命”。到那时，社会稳定与抵御外侮哪个目标也实现不了。

    “治乱”的关键在于制止上层阶级（所谓“上层”也是相对的）无限度地扩张自己的权利。历史也早已证明要想通过“自律”来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历史还证明，所有政体中唯专制独裁政体最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政体赋予“在上位者”比所有其它政体都大得多的权力，“在下位者”最容易受到无限制的损害，并且无法自卫。而负有总协调责任的最高统治者，或者容易受到蒙弊，或者有意纵容，或者干脆就是自已欲望膨胀且以为能够控制局势而故意为之。正如俗话所说“靠人不如靠已”，只有所有的人（不只是底层人民）都有权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只能通过协商才能改变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时，才能真正实现“大治”。换句话说，只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才有不过是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反映的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才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实质。

    六、不受限制的权力=无法抵抗的诱惑

    最高权力继承的困难是君主专制社会特有的难题，它之前的氏族部落联盟社会和之后的现代民主社会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初看之下会觉得毛病出在政体上。自夏“家天下”开始，中国的君主们将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产，将政权视为管理家产之工具，传之子孙，他姓弗替。这样一来难以产生合格的接班人，二来将大公化为小私，他人怎能不眼红，不生觊觎之心。而另外两种政体则相反。氏族部落联盟政权的所有者是国民与贵族，通过全体公民大会和贵族会议两种称为平民民主、贵族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初期以平民为主导，逐渐发展到末期以贵族为主导）。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权属于全体公民，通过民主代议的方式进行统治。在这样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社会，最高权力的继承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细思则不然。为什么原始民主制会走向君主专制或等级君主制？是因为原始民主制下的领导人权力越来越大，到了足以为自己提供极大的私人利益的程度，于是人们便想把这个权力据为己有、以谋私利。（古代人过于依赖个人的品德，但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人性基本上是自私和贪婪的。）

    现代民主社会把最高权力分割为若干部分，由不同的人掌握并定期轮换。最重要的是对掌权者施以严密的监督，使其不能用公权来谋私利。因此政治权力能给个人带来的利益是比较有限的，并不值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去追求，通过很多其它职业能获得比做国家元首大得多的个人利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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