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种政治体制的成熟健全程度，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最高权力能否顺利而且高质量地继承。顺利，意味着没有政治动荡、没有流血乃至战争；高质量，指最高权力必须移交到能胜任治理国家重任的人手里。

　　在君主制社会，最高权力的继承名义上是通过“皇位世袭制”进行，但实际上权柄经常被人乘机窃夺，继承了皇位并不等于拥有了最高权力——君权，所以本文把着眼点放在“君权继承”而不是“皇位继承”上。

　　一、选择继承人的两难困境——“立贤”与固定顺序继承的冲突

　　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君主制王朝夏开始，最高权力的“世袭制”代替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也产生了如何在王室成员中选择合适的接班人的难题。

　　由于专制君权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它使得王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君主的个人素质。中国的君主制社会长达四千年之久，先后出现了几十个王朝，没有一个王朝是葬送在英明的君主手里的。因此，“立贤”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皇帝们自己都说，天下“有德者居之”嘛。

　　但要具体确定谁是“贤者”，则是一件困难的事。

　　１、“贤者”的标准不好确定。按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标准来说，君主应该是人们道德的表率。但在嘴里说的是儒家道德，实际行的是法家手段的“儒表法里”的社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皇帝会是一个“好”皇帝吗？唐高宗李治以“仁孝”著称，却不分忠奸、懦弱无能，终被武则天架空，李唐宗室屠戮殆尽。李治是李唐王室的大罪人，这样的储君决不是君主们想要的。

　　２、储君作为一个被领导者表现得再好，也不等于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即使象唐太宗李世民这样亲手选拔过无数能臣良将的“千古一帝”，在挑选继承人时也犯过许多错误，遑论他人。何况储君看君父的脸色行事，常常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少暴君在当太子时就伪装得很好，比如隋炀帝。

　　３、没有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储君是由君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贤能”与否取决于君主的眼光。

　　４、君主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他们常常只凭个人喜好，甚至因宠爱某个后妃就想立其子为储君。

　　尽管“立贤”在实际操作上存在这么多的困难，但还不是作为选择储君的标准被放弃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人力不能改变的选择标准，王室成员就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坐上君主的宝座，而这种“努力”的结果往往就是王室内乱，自相残杀。

　　固定的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动乱乃至战争。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把王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正如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太子之位”[1]不“可经营而得”[2]。

　　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3］，会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4］，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在“立贤”与“固定继承顺序”之间，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延续了四千年的君权继承制度，居然就是这么一个有如此重大缺陷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产物。

　　历朝历代中，明朝执行固定继承顺序（嫡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皇帝们基本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偏爱所动，传位嫡长子的自觉性最高，大臣们为维护这一制度更是不遗余力。建文帝朱允炆、洪熙帝朱高炽以嫡长孙（子）的身份继位，而在老皇帝眼里更有才能的永乐帝朱棣、汉王朱高煦落选，就证明了这一点。明朝其他皇帝的即位也都符合嫡长制原则（景宗在英宗被俘后即位，事出有因）。

　　明朝坚决贯彻“嫡长制”收到了一定效果，体现在钦定的接班人都能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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