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而后，外戚参政受到严格限制，大部分时间杜绝了戚党之祸。不过，与其说是因为在制度上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如说是前朝的惨痛教训使统治阶级受到强烈的震撼，所以时间一久，印象逐渐淡忘，便又死灰复燃。南宋中后期外戚重又干政，先后出了几个外戚出身的权相：韩侘胄、丁大全、贾似道，尤其是贾贵妃之弟贾似道，是导致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不仅汉族政权，与宋同期的“夏、辽、金、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太后长期临朝执政和皇后预政。……太后临朝几乎成为这四个少数民族政权不成文的惯例。这除了有一些偶然的原因（如皇帝年幼、有病等）之外，还有政治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母舅家族的势力在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风俗习惯上这四个少数民族的妇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必如汉族妇女那样屈从于三从四德。……这种传统习俗和对妇女的尊重，也是太后临朝的重要原因之一”[25]。由于不能对外戚参政进行限制，这四国不同程度地经受了“外戚之祸”，而以西夏受害最深。

　　立储之困局、封藩撤藩的轮回、再加上女后外戚之祸，仿佛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最亲近的人，往往是最致命的人。可惜君主制下有太多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伴随着王朝的一生。

　　4、宦官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政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说明宦官在当时已经成为依附于专制君主但又力图左右局势的特殊势力。”[26]

　　“秦汉时期的宦官在制度上获得了部分军权、政权、司法权和财经权，因此很容易掌握和控制君主和朝臣，甚至左右君主，擅行废立。东汉中期，宦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已经为社会所承认，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奉承和勾结，联合组成一股恶浊的势力。”[27]

　　“唐代宦官擅权，是先从掌握军权开始的。‘安史之乱’爆发，皇帝对武官重臣失去信任，转而重用自己的家奴宦官，……此后，宦官主管精锐禁军便成为正式制度，宦官以此为根本，开始走向全面纂权干政。……‘安史之乱’时，凡有兵马处，均设宦官监军，已经成为法定的规制。监军的权力很大，军队的调遣配备和进退，完全由监军控制，有时监军甚至越过将帅而直接指挥。唐中叶以后，设置内枢密使，负责执掌机要，承受奏章，又设宣徽使，主管传达诏旨，承宣内外。两职均由宦官担任，‘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有时，连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傀儡。唐玄宗以后拥立的13个皇帝几乎都受到宦官的左右，宦官甚至可以随意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其中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四帝皆死于宦官之手）。有些皇帝被迫援引朝臣，外结藩镇，企图摆脱宦官的控制，扭转宦官专权的局势，但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28]

　　崇祯帝即位之时，“正是魏忠贤势力鼎盛，全国大建生祠之际，所以大位同样难以安坐。……崇祯入宫前后，关于魏忠贤与崔呈秀（兵部尚书）密谋造反，魏忠贤‘婉讽懿安皇后’，‘欲令宫妃假称有娠，而窃魏良卿子以入’等流言，不止一起，以致朱由检初入宫时，惶然不可终日，连食物都得由周皇亲府送…”[29]。明末宦官专权发展到了“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即篡夺皇位）”[30]的程度，虽然最终未果，但魏忠贤严重威胁崇祯帝即位则是不争的事实。

　　5、文臣与武将

　　宰相为文官之首，文官对君权及其继承的威胁，主要表现在“相权”与君权的冲突上。其实在南宋之前，一般情况下只有具有宗室、或外戚或世家大族等身份背景的宰相，才有可能对君权构成威胁，单纯寒门出身的“纯文官”在与统治集团内部其它势力的抗衡中往往处于下风。文官势力的真正崛起，是在君权消灭掉其它势力之后，萌芽于北宋，在南宋达到顶点，从明初朱元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