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子孙的悲惨命运大大刺激了汉高祖刘邦，他为“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子弟为藩王。藩王们倒也不负重托，在反对诸吕做乱中立了大功。但共同的敌人消灭之后，诸王坐大，威胁中央，不得已“撤藩”，又引发“七国之乱”。

　　其实刘邦并不是不知道李斯对“封藩”的看法，个中利害以刘邦君臣之聪明怎会不知？问题在于刘邦当时根本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嘲笑古人愚蠢本身就是可笑的，只能说政治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太过漫长的过程，人类的智慧一时还解决不了这个千古难题。李斯、刘邦所能做的，只能是针对离他最近、给他印象最强烈的前朝的教训采取措施罢了。西汉最终被外戚王莽所篡夺。设若当时诸藩未撤，王莽焉能轻易得手？至少他也得发动一场削平七国的战争，而这正是刘邦大封藩王的初衷！

　　此后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封藩——撤藩——再封藩——再撤藩”的恶性循环。概因没有藩王“屏障王室”，则中央政权易被篡夺，正所谓“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亲之助”[16]，孤立易败；封藩，则藩王与皇帝互不相容，两难选择竟是无解。

　　如：曹魏之被司马氏篡夺，与西晋“八王之乱”；北周之被杨坚篡夺，与隋之汉王杨谅叛乱；

　　南北朝时期各国实行宗室诸王“入辅朝政，出镇方面”的“皇帝——宗王”联合执政模式，皇室内讧与改朝换代也就如走马灯。

　　唐初李世民兄弟拉帮结派，各拥武装，终于导致“玄武门之变”。其后宗室便不再拥有实权，不久却遇上武则天专权，李唐宗室重演始皇子孙一幕，屠戮殆尽。

　　朱元璋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17]是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明明白白授予藩王“除奸”重任：一旦“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告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18]。明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反，檄数瑾（指当权太监刘瑾）罪。瑾始惧，匿其檄”[19]。后有人“出（安化王）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20]于是杀了刘瑾。看来朱元璋的苦心还是得到了一些回报，只是有明一代竟先后有四王造反，代价有些过于大了。

　　藩王之乱同样存在于由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这些王朝一般刚刚脱胎于氏族部落联盟社会，传统势力影响很大，在刚兴起时，实行的是部落联盟议事会（即贵族大会）推举君主的制度。由于这个制度容易引起贵族们争夺皇位的动乱，在汉族固定顺序继承法的影响下，逐步向预立太子和嫡长继承制过渡。但由于贵族王公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对中央的威胁始终存在，使少数民族王朝的君权继承较汉族政权更加不稳定。比如在西夏、辽、金、元，藩王叛乱经常发生，尤其是辽，“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21]

    3、外戚与女后

　　历代皇帝早死或不育者甚多，幼帝继位遂成常事。

　　成年太子要想顺利继承最高权力都不保险，何况小儿？后者多了一个成年后如何从摄政者手里接管大权的难题。不管这个人是女后、外戚、还是顾命大臣、宦官，只要他是人，明明已尝到大权在握的滋味，享受到了无上的荣华富贵，如何能心甘情愿拱手相让？只要有一点野心，具备一些条件，也不管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都要试一试。即使母子之亲，有时也被权力扭曲到你死我活。

　　摄政者的人选里，宗室虽然是至亲，可能性却最小。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趁机取而代之，君主对他们的戒备一般也最深。

　　与幼帝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女后成为辅政的第一人选。“从秦昭王母芈太后‘始摄政事’起，西汉有吕、窦、傅、王等很有权力的母后，东汉‘临朝者六后’。以后又有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北齐武明皇后娄氏等有名的临朝称制的母后”[22]，以至于武则天、慈禧，就更不用说了。

　　“垂帘听政”并不是一种令人放心的好办法，之所以能沿用两千年，还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连母亲都不可靠，还能信任谁呢？但是这种君权过渡方式在头一千年里却是经常失败的，原因也简单，母亲们虽然多数值得信赖，但姥爷、舅舅们就不那么可靠了。

　　从汉至唐，女后临朝则戚党专政。概因女后疑忌外臣，凡事委托父兄。外戚一旦被委以重任，必然要向前朝掌权的集团（重臣、宗室、宦官、其他外戚）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往往采取送嫁新宠、拥立幼主、弑君换帝甚至篡位等手段以自固”[23]。一言以蔽之，最高统治阶级内部有一个集团掌权，其它几个集团就必须被压下去。外戚既以夺权为首要目标，必把趋炎附势之徒引为同党，把不肯卖身投靠的梗直良臣视为异类。况且外戚以裙带关系掌权，才能操守皆难堪重任。

　　外戚为害，东汉最烈。《后汉书·皇后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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