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地区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了。因此，对于美国干涉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北朝鲜方面是否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苏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决议所提到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20
如果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完全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换句话说，斯大林可能认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根本问题是当时莫斯科还没有形成改变对朝鲜政策的动机。如果说到斯大林的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在1950年初的举动。
改变决策的动机
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在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金日成激动地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以苏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21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22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 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 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23
莫斯科还专门任命瓦西里耶夫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同时，苏联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24
以后，金日成于4月8日至25日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会晤，斯大林终于同意了金日成通过军事反击行动统一朝鲜的计划。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25
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26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从1950年1月至4月，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远东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形成了中苏联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的远东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远东权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远东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权益。我认为，对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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