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远东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彻底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 "安全防御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来实现。苏联的这一战略目标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和实现，而斯大林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回报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27
斯大林竭力促使国共和谈并建立联合政府；一再推迟从中国东北撤军；被迫撤军后又积极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中国内战前期实行回避的政策；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面胜利时又积极主张国共和谈，——这一切做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保证苏联1945年已经取得的远东权益。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斯大林面临的仍然是如何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方面，主要问题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像东欧国家那样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遇到了重新处理苏联对华政策的难题。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东北问题上，而东北问题是其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蒙古独立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坚持要收回外蒙古。这个问题在1950年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苏两国以公告形式加以解决。28
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示特别的关切，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对米高扬谈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区的独立运动受到苏联支持，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则明确告诉毛泽东，苏联不主张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毛泽东不放心，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之前又同科瓦廖夫谈到新疆问题。29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表现令中国领导人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意外。斯大林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不仅建议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西部地区，并答应为此提供物质援助。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此不无关系。30
不过，很难说斯大林的大度和慷慨不是为了在与未来新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关系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目的，自然要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中苏双方都首先采取了非常谨慎和试探性的方针。据米高扬本人后来就这一问题给苏联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在西柏坡访问时，苏联就承认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的，并提出与日本和约签订后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从旅顺撤出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愿意这样做。而中共领导人则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对此，毛泽东同意让下属去研究而后再汇报。这是中苏双方初次平静地接触这一问题，不过，米高扬感觉到毛泽东"有自已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说出来。31
1949年6—8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再次谈到中苏条约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提出三个方案：(一)由新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显然对中共代表团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感到不快，他在申明了当时签订旧条约以及苏联在旅顺驻兵的理由后再次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苏联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但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可以等到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32
当然，斯大林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正如《不确定的伙伴》一书所言，苏联"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 "。33
问题只好再次搁置起来。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在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但实际目的主要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苏联的电报以及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都讲得十分明确。34
然而，斯大林在见到毛泽东后，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表示。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谈记录，在这两位领导人12月16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当毛泽东提出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讨论解决，紧接着便强调旧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暂时不改动任何条款"，但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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