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国际局势，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苏联与美国的远东对抗中成为盟友和先锋。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就苏联在远东的的战略利益而言，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远东地位的新中国将可能构成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就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60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的确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然而，如何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斯大林进行周密的考虑和安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了解毛泽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而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关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国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毛泽东不仅表示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答应给以军事援助。但在毛泽东的通报中，中国领导人则劝朝鲜同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中国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可能援助朝鲜的革命斗争，而且"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才会采取。61
对这两个通报准确性的判断，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在谈到如果发动国内战争，"舆论和人民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时，"金日成拿不定主意"。这时金日成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62
显然，金日成此时的说法与毛泽东通报的情况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并不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第二，中国以解放军中朝鲜籍师援助金日成是否就证明支持北朝鲜以武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63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朝鲜籍战士回国。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在东北的高岗就接到了毛泽东关于让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的指示，这些朝鲜人于1949年7—8月回国。另一个朝鲜师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64
这一事实不能证明中国领导人当时支持北朝鲜通过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既然前文已经说明，毛泽东在与金一会谈时并不赞成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可以推断，他答应朝鲜师回国只是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 "，而"钞票发行过多"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巨大的军费开支。在1949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占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65
因此，中国内战结束后大量军队的复员肯定是中国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这样，朝鲜籍战士回国实际上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三，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是否讨论过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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