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在会谈后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答复说，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倒台，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则说，修改条约要在两年以后。36 毛泽东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他在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谈话，要他向斯大林转告中国方面对下一步谈判的两种考虑，一是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并召周恩来前来完成签字手续；一是继续进行磋商，暂不履行有关协议的签字手续，周恩来以后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37

　　然而，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38

　　此后，毛泽东便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消磨时光。这种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才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39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40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41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42

　　尽管中苏新条约的具体谈判也经历了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中方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但毕竟按中国的意愿废除了旧约，而新条约规定不久苏联就将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43

　　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损失，斯大林坚持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44

　　尽管毛泽东同意签订这个《补充协定》，但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45 对于这样一个企盼了几十年的目标，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必然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目标。

　　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远东地区的要求。一旦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自然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苏联已经与朝鲜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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