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实质不过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ii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他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他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可是，他们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专制制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iii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在17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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