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社会组织创新

电视系列节目《大国崛起》引起了深刻反响，也带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或者局外人谈一点意见，希望专家批评指教。

首先，这种反响显示了当今中国观众对于世界史知识的渴求，也显示了当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这些年所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绩（尽管这种成就在电视片中所呈现出来的还非常有限），而在它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则是世界史领域长期研究的积累，是该学科本身革命性的转化，甚至是一场悄然而深刻的史学革命。我希望这种学术转化，能够促进当今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观察、理解世界历史方式的真正变化，而切不要简单地将它理解为中国崛起的“宣言”，更不能错误地将它理解为《河殇》的当代版。

这种世界史观首先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世界上并没有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更没有一条所谓“三百年来共同的人类道路”。从而，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拷贝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取得成功。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去模仿和拷贝别人，而是必须去寻找一条中国道路。而中国能否取得成功，也端赖于能否开创出这样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世界发展的道路

进一步说，在这样的世界视野中，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兴起，首先是与它在全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之地利，也就是指某一国家、地区在全球结构运动中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兴起的历史，首先就要把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或者说，构成历史时间的，首先应该是“地理时间”：例如15、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17世纪的波罗的海世界，18、19世纪的大西洋－印度洋世界，20世纪的“新大陆”世界。500年来如许世界霸主升起而又衰落，它们所以兴起的原因，首先在于极大地利用了自身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战略位置，而其衰落，则是受到这种位置变化造成的局限。

除了“地理时间”这个关键因素外，这种新的世界史观，与当代中国流行的以政治、文化、学说乃至道德说教来阐释历史的潮流还有截然不同的第二点，这就是：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以及这种社会组织创新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特别调这种社会组织创新，在一个国家兴起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国家支持的海盗组织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公司”及合伙人制度与荷兰，股票社会与英国，“会社”组织与日本，福特生产方式与美国，如此等等。这种视野意味着：只有找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凝聚方式，只有完成这种社会组织模式的创新，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获取经济福利，才能凝聚社会，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夯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新的世界史观，确实为我们思考“和谐社会”的命题，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总之，立足于世界结构历史运动中的地缘战略，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创新的各种形式，这是新世界史观最突出的两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使得新世界史观不同于流行于《百家讲坛》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叙述历史的、生动有趣的评书联播，更不同于那种张口西方文化（文明），闭口自由思潮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说这是中国崛起的宣言，不如说这是中国心平气和对待世界和自己的姿态的开始，而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的，也是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

另外，我想简单交待一下我对这一新世界史观得以产生的学术背景的了解。世界史研究在中国本非“显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象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面临着巨大、艰苦而漫长的学科转化，比如从亚非拉研究，转向欧美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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