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2004年在杜克大学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迟到1804年，东印度公司已经完成了由贸易公司到金融中介公司的转换，也就是说――1804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并不再靠跨国贸易获利，甚至不再从事这样的生意，而是通过放贷、或者金融投资获利，它主要的金融投资对象是印度、孟加拉的港脚商人、波斯商人，特别是广东公行――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内的贷款利息非常高，这促使近代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集团――广东行商向英格兰银行贷款，进行投机生意。

在1829－1834年之间，东印度公司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孟加拉和中国之间的棉花和鸦片生意，而当这项投资由于中国政府清理广东公行的财务的政策发生改变，大量的商欠（债务和利息问题）就出现了，其中广东公行通过将股份大量转移给外国合伙人（比如说汇丰银行的前身就是广东公行），与我们今天的资本转移非常类似，这也是造成公行商欠的一个原因。事情发展到1840年，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在清理公行财务的同时，要求实行除鸦片之外的一切正常贸易和生意，一方面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要求偿还投资和利息（债务），这种纠纷以虎门事件为导火线，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是鸦片战争真正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其实就是中国国家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战争。套用阿克顿勋爵的话就是：这是权力与绝对权力之间的斗争，是“腐败”与“绝对腐败”之间的斗争。

“地利”决定命运：日本与德国

而日本兴起的历史则告诉我们，中国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恩怨却还远远没有因为鸦片战争而结束。正是这种权力与绝对权力之间的博弈，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这是“大国崛起”别开生面的另一幕，也是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最为惨痛的一幕。

根据华裔日本历史学家伊原泽周的深入研究，我们今天才终于搞清楚了，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的真正去向：甲午战争对日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折合当时的日金是三亿六千四百五十万九千六百六十五元二十五钱三厘，而日本当时特别要求中国：必须以英镑付给，清政府遵此而行。明治政府得款后，将人类历史上这一天文数字的赔款全部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

已经衰弱的中国国家权力再次遇到了英格兰银行这个“绝对权力”。而这一次的“中介”则由“东印度公司”换成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日本。而这不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取胜的基本原因，更是日本“崛起”的核心原因所在。

因为第一：甲午战争开始前（1894年），《日英通商航海协定》成立，日本是在英国保护日本船只的支持下，才悍然发动战争。第二，将全部赔款化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这是日本第一次用抢来的钱放债，近代日本从此一跃成为“资本输出国”，这就是其爆发式崛起的根源。第三，促进了日本“金融资本”与英国产业资本的结合，明治政府以大笔资金购买英国军火，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签订，日本由此得以发动日俄战争。正是日俄战争的爆发，成为促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爆发的根源，中俄两国在近代世界结构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决定了中国人不能不“走俄国人的路”，不能不与苏联站在一起，“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就成为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然。这是为布罗代尔所描述的“结构”和“长时段”的地理时间所决定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得以完成金本位的币制改革。甲午战争之前，中日都实行的是与欧美不同的银本位币制，而在国际市场上，银贱金贵，日本对外贸易大吃其亏，《马关条约》签订后的1895年4月，日本以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巨额中国赔款为后盾，一举完成了金本位币制改革，既避免了国内物价波动，又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上占尽了便宜。日本从此崛起。

研究中日关系者，因而就不得不读伊原氏的著作《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2003年），该著作以严谨的史料揭示了中俄、中苏联盟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了在世界结构运动所产生的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中国国民党左翼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为什么会必然走上联俄道路，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右翼则对世界史的结构运动作出了根本性的误判，根本缺乏高屋建瓴的视野，甚至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不惜出卖民族根本利益，必然成为卖国贼。

伊原氏披露的材料还包括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后来成为汉奸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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