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早在1984年的《关于开创现代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一文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年鉴学派的主要观点，并促成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沃勒斯坦于1987年访问北大，而当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三卷翻译出版之际，罗老师却因积劳成疾，盛年早逝。与此同时，布罗代尔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在中国出版，北大历史系张芝联教授为之作了长篇、深入的序言和导读。而在80年代，《大国崛起》（法国部分）的历史脚本负责人高毅教授，就已经将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开拓到社会心理研究的领域――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能有今天的社会反响，是与罗老师，张先生等几代人的默默工作须臾不能分离的。鲁迅说中国多“民气论”者，而少“民实论”者，意思是说中国人往往急功近利，对世界大势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所谓崛起，凭的不是哭天抢地愤世嫉俗喊口号，那需要几代人默默无闻的艰苦努力、奋斗牺牲，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正是一个大国知识分子不能或缺的品格，这也是世界史研究领域很好的传统。

1500，风气地中海

把世界史由此上推500年，从1500年葡萄牙、西班牙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围绕着地中海这一战略要地的斗争，拉开一个新时代、新世界的大幕――这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发明，这也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叙述以此为开端的学术依据。

为布氏在1949年争得博士学位的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其草稿是作者二战期间在德国俘虏营中花了5年时间在练习薄上写就的。作为一个德军俘虏，面临着一战、二战法国的一败再败，布罗代尔并没有人云亦云，将法国的悲剧命运根源归咎于近代的法国大革命，而是在囹圄中放眼世界结构，看到了自1500年所发生的巨大结构翻转：以葡萄牙、西班牙摆脱穆斯林世界长期封锁，突破地中海为标志的西方世界的结构性兴起。正是这个“俘虏”的练习薄洞穿了500年的世界――我们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形象地叙述这种历史大翻转的中国当代作品，也许是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的《风起东西洋》（团结出版社，2000年），它以优美的笔触叙述了1200－1500的世界图景：当时，落后的欧洲被强大的穆斯林世界长期压制在偏远的一隅，而繁华的中国如同遥远的神话，是成吉思汗的铁骑扫荡了中亚穆斯林世界，才第一次解放了落后的欧洲，使得欧洲与外面的世界建立起联系。当马克 波罗一家启程来中国的时候，一个中国景教徒扫马同时启程去欧洲，戏剧性的是：《马可 波罗游记》把中国吹得天花乱坠，而列班扫马（列班是叙利亚语“教师”之意）的游记却因为欧洲的贫穷、落后和乏善可陈，读来如同扶贫手册。

而随着蒙元帝国的分崩离析，东西方之间的陆路通道再次断绝，欧洲要想摆脱孤立隔绝和被长期封锁的状态，也只有面向海洋、走海路这唯一的生机，而海路中唯一有可能性的，就是必须打通地中海，冲向大西洋，而这里的关键，就是拿下直布罗陀海峡的出海口格拉纳达。于是，当1492年葡萄牙人首次侥幸战胜穆斯林海军，突破格拉纳达的时候，世界近代史的大幕方就此拉开。这就是布罗代尔的巨著，为什么以奥斯曼土尔其与西班牙之间的长期斗争来描写地中海史的原因。而我们中国人看穿了世界史这一巨变的，则是毕业于北大历史学考古专业的学者、作家张承志，如果说周宁教授的“两洋”是指大西洋和印度洋，那么张承志先生的《两海之间》，其实便是我们读懂布罗代尔的入门钥匙――“所谓两海就是指地中海和大西洋”。西方崛起或者扩张的途经，是先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然后再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张先生还考证出：把达 伽马的船队带到印度卡里卡特的，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船长，欧洲人的海洋知识，也是从穆斯林俘虏那里获得的。

当然，150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兴起，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结构，但是，这种崛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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