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就包括国家引导财政和投资往这两方面倾斜，当然这种财政投入短期看起来是不赚钱的，是不太符合资本逐利的效益原则的，但是从长远看，它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目前节制、起码是力图节制在房地产和股票等领域里的短期逐利行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经济宏观调空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事实，但是诸如内需不振长期影响市场的扩大，这也是一个事实，这造成了我们庞大的农村人口起码是没有跟上经济进步的步伐，或者没有更多地分享到财富增长的好处，从而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特别是人们的意识之间造成了分化和差别，这种差别日益瓦解着、侵蚀着我们社会的共识，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今天很多人谈到软实力的问题、谈到创新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软实力也就是指这个社会的凝聚力，这起码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危机。当然，国际风云变幻也是一个危机，自然条件更是，比如说我们是个土地和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主要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缺水，这不是哪一代人造成的，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数字、图表和帐面上去看问题，特别是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就。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经济学的门外汉没有实证的数字分析的本事，用我的朋友姚洋（北大经济中心的副主任）的话来说就是：这年头就是作贼也得有点手艺。但是，有些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却并不数字能说明的。比如说，1830年，中国清朝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仅仅按照数字来衡量，要超过现在的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所以从数字上恰恰不能说中国目前处于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期，因为GDP还没有达到大清当年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我觉得中国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怎么认识这个1500年以降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史”的进程，特别是怎么认识16世纪以来在欧洲、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些基本的现代“范畴”，这包括：商品、货币、市场，也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等。我觉得，这恰恰也是《大国崛起》的主要作者所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是继续被动地把这些范畴作为普遍的概念接受下来呢？还是象罗荣渠先生、张芝联先生所作的那样，去反思这些范畴，并揭示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而将这些范畴看作“不自然”的呢？进一步说，是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人家教给我们的那些所谓“国际规则”呢？还是去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道路”呢？我觉得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没解决，或者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放在首位，中国就不能从500年的历史中汲取真正的经验和教训，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我的朋友黄纪苏在《我们走在大路上》曾经写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志向高远。我们跌到在1840，匍匐于1931，挣扎于1937，崛起于1949，踉跄于1966，复活于1976”，大国兴起无坦途，但是我们毕竟有了“1949五星耀东方”，毕竟有了“1976我们走在大路上”，毕竟也有了2006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我最近听到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一个月前在上海，我和这位企业家一起与汇丰董事局主席Steven Green先生谈话时，他曾经这样说：“今天对我们20多年经济成长，对大家发财原因的分析，如果大多数人都感谢美国，如果把它看作以美国为主的制度带来的，如果大家的感恩心往那边多了，那么我们自己就没了，因为我们其实不了解美国、英国发达的历史，也不了解你们汇丰的历史，甚至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比如我们现在有些人一边感恩邓小平、一边批判毛泽东，我在一个多月前就想：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邓小平，如果没有毛泽东，谁没有了钱都可以到我们中国来要，连不如中国一个省大的国家，都被我们称为“列强”，说打我们一顿就打我们一顿，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我们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如果没有毛泽东，很多中国人就可能以为上车不排队是对的，拣了钱包不还是对的，甚至调戏妇女也是对的。那我们就什么秩序都没有，什么道德都可以不讲，什么国民意识都不会有！没有毛泽东，中国还是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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