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社會運動」就是無產階級運動。在二十世紀，「社會運動」這一術語，剔除原來的歷史涵義，被用以描述各種社會現象：相關迷信或宗教的集體行為、有議題的集體活動或抗議、有組織的革命行動等等。這些活動，內容和形式各有差異，但是具有共同徵象：社會運動的組織不具體制形式，所以由領導者直接引導追隨者，反對現存的社會體制、資源分配或價值觀。
統治、資產以及大部分的小資產階層，由於是既得利益者，對於社會運動的觀感保守；認為社會運動具有下層階層的非理性、混亂本質和狂暴的可能。對於下層階層，即使是被煽動而起的暴民而言，社會運動是一種抗議、反抗或改變問題的希望；因此，期待現存社會體制或價值觀發生混亂，產生調整或改造的機會。就這種上、下有私利得失的階層對抗而言，社會運動的發生，它的兩面：運動陣營和被運動對象，就像阻隔其間的鐵絲網龍、帶尖刺的拒馬，有非理性、混亂和狂暴的實質和象徵。
群眾是社會運動成敗的一個主要因素，群眾人數越多，越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和政府當局的讓步，但是，也更可能引起保守勢力的反對，和政府當局的武力鎮壓；這個臨界點難以評估，群眾的欲求目標、耐力和抗壓程度不一，現場氣氛的冷熱起伏，也都是難以預測和把握的。因此，社會運動的成功並不完全依賴群眾的人數、情緒的冷熱；領導者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社會運動很少是初始就有組織、有領袖；群眾聚集衝動是因為不滿情緒瞬間爆發，因此，領導者往往是情緒的煽動者，而非理性的領袖人才。社會運動中，領導者的成功，不僅是群眾造成變化的結果，而是領導者能夠適時把握住一些偶然因素，使他們找到自己可以代表的群眾，加以動員、組織、創造出自己的政治優勢。這，正也是為何大眾聚結播種的社會運動，結果常由寡頭獨吞，甚至於出賣。
以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的統計數字來看，台灣總人口數約為五百四十五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約五百零二萬）為閩、粵早期的移民及後裔，就是「台灣人」。其他人口，還有台灣原住民族約八萬八千人，「中國僑民」約五萬九千人，日本人約二十八萬人。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運動，主要是「台灣人」相對於日本統治，以及資本主義的反抗；其中的現代思潮，主要有民主、民族自決、無政府和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自決喚醒了「台灣人」親近「中華民國」的漢民族意識，或「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樣的台灣人意識。雖然曾為「滿清中國」的子民，但改隸日本帝國已久，滿意於文化、經濟、交通和衛生等等相關生活條件的提升，台灣人中也就有甘於成為日本皇民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則鼓動起台灣農、工和小市民階層為主的無產階級運動。
日據時期的台北街頭運動
日據時代，具現代意義的台灣社會運動，始於知識階層對於民族意識的啟蒙作為。這些受現代教育的台灣第一批知識精英，散佈於全島各地，並不像現在多在台北聚集。畢竟，台北建城為台灣政、經、文化中心，取代中台灣，不過是近一百二十年的事。
日據時代，台灣中部社會的思想較南、北進步；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前後，上流階層紛紛將子女送往日本留學，因此在接觸現代思潮占有先機。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爆發於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兩個資本主義列強集團的爭戰。在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間，美、德、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強國開始超越老舊的英、法資本主義，貪圖後兩者廣大的殖民地；德、英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導致大戰爆發。一九一九年，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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