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年的調查，台灣工廠的總數是三千三百四十六家，其中百分之七十七點五，是職工人數不滿十五人的小工廠，一百人以上的工廠僅一百零四家，兩百名以上僅五十八家；礦山總數兩百二十三家中，經常雇傭技工、職工兩百名以上的僅二十二家。工業這樣不發達，因為農林業的發展使得農村過剩人口較少，低工資勞工難得。以後，隨著公共汽車事業的發展，相關交通運輸的產業才有明顯增加。台灣當時的產業分別有紡織、金屬品、機械器具、窯業、化學、食料品、木製品、印刷；其中食品工業（大部分為製糖業）占大半以上，也反映台灣被作為農產地的特性。在這些產業中，台灣人企業主以小企業居多，而就股份公司和合資公司資本額的比較，日本人的資本遠超過台灣人。

    雖然大正八年起（一九一九），日本勞工運動勃興，其指導思想來自第二共產國際或工團主義，且漸次轉向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中國也開始有工會組成和勞工運動的發展。但是，台灣勞工在台灣總勞動人口中算是極少數（一九三○年，台灣的勞工總數為五十七萬七千七百人，其中四十二萬人是流動頻繁的雜工和日薪勞工）；由於技術職工為少數日本人占有，台灣勞工的作業主要是加工性質，產業地位很低，甚至於不如農業，因此缺少自發性階級自覺、爭議和團結條件。一九二七年起，由於轉向的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競爭，台灣勞工運動逐漸加深激烈鬥爭的精神，但主要爭議仍在於提高工資、不景氣時反對降低工資等等消極要求。台北勞工運動的樣態，以一九二七年的演講會為例：台灣民眾黨、蔣渭水和五名指導者，在建成町(後火車站)新舞台舉辦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紀念演講會，因言論激進且群眾附和喧鬧，受到解散命令。文化協會台北支部、台灣機械工聯合會等六個團體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台北港町(貴德街)文化講座辦理。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等華僑勞工團體，舉辦中國人勞工團體紀念運動演講會；雖然事先已有不許可之警告，仍然在蔣渭水指導下開會，所以開會同時即遭命令解散。基隆文化協會、平民俱樂部、基隆機械工會、無產青年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基隆市聖王公廟舉辦。以罷工為例：一九二七年，台北工業株式會社所屬採砂石船夫同盟，為排除中間商壟斷而罷工；但，會社因有大量庫存，且臨時雇用十六艘大型採石船採砂，對罷工完全漠視，罷工船只好哀求無條件復工。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罷工和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的勞資爭議，也效果不彰。相關五一勞動節的活動，當然也可參考：一九二八年的勞動節前幾天，台灣民眾黨所組成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向各工場、職場發出全體休業的通知，並計畫室外集會和示威遊行，均被下令禁止，只准往年例行的室內集會演講。基隆市內敲鑼宣傳演講會散佈兩大傳單，將市內參加演講會的各團體會員集合在各工友會事務所，企圖前往會場途中進行示威活動。一九二九年的勞動節，因為去年台灣農民組合遭檢舉、台灣共產黨東京支部及學術研究會瓦解，本島左翼運動遭受極大打擊，文化協會及其指導下的工會也處低迷的狀態；台灣民眾黨雖想乘機擴張，卻無成效。這一年，勞動節的活動大抵僅是休業一天：上午舉行典禮、下午演講、晚間同樂欣賞節目。一九三○年的勞動節，台北在李友三、黃白成枝等工友總聯盟幹部指導下，以登山為名，聚會台北自由勞動者聯盟、台北砂石船友會、台北土木工友會、台灣塗工工友會等團體幹部，在圓山動物園後合唱勞動歌；後來因為舉辦示威運動，被解散，幹部十一人遭拘禁。文化協會系之台灣工友協助會，則在台北川端町(濱新店溪，今廈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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