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國慶、總統華誕、國父誕辰、台灣光復、國貨遊街展；偶發性的美國總統來訪（四十萬人上街歡迎）、菲律賓總統來訪（三十萬人上街歡迎）、奧運選手奪標、亞運選手奪標、女籃國手凱旋、少棒青少棒及青棒英雄奪冠返國……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這些臥薪嚐膽、鼓舞士氣、強化信心或者想給沉悶生活注入一點歡樂喜氣的遊行，多已不再也不必舉行。宗教性的遊行，特別是具有濃厚民俗信仰的大規模信眾遊行，容易被引發為社會運動，也早就被預防性禁絕；時光久遠，台北人忘了自己也曾擁有同樣歷史悠久的，場面隆盛的神明護城消災或繞境祈福慶典：關渡媽祖市區遊行（一九六二）、霞海城隍老爺出巡（一九六三），以至於也想不到再造為社區總體福氣的可能。
在法律邊緣以內活動，是社會運動的極限。就此標準來看，最嚴苛的條件下，台北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年間，還有《自由中國》雜誌社等等自由主義者，公開扮演反對者的角色，為後繼的實踐運動暖身。一九七○年代多元勢力、不分省籍、不分統獨的「黨外人士」，開始躍上社會運動闊別久違的台北街頭，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家和藝術工作者，也揮灑筆墨為台灣的民主進步發展推波助瀾；包括一九七八年「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後的「政團」，以及左翼、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作家。議會黨團和政黨理論的建構，也是高雄事件後至一九八二年間，「黨外人士」串聯的佳作。這些社會運動者的堅持努力，以及跟隨在街頭流汗、流淚、流血的各種群眾，踏平了台北街頭的荊棘，才可能有一九八四至八六年，海內外反對人士在康莊大道上整合為民主進步黨的過程。
一九八六年的前後，台灣社會已有極大變化；經濟復甦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台灣已經從一個落後、貧困以及面臨經濟崩潰和依賴美援的海島，發展成大量出超、外匯存底近六百億美元的經濟巨人。在政治上解除戒嚴、黨禁、報禁等等一連串的作為，也使台灣社會從封閉和管制中解放，自由朝向多元發展。
台灣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這樣成功的表現，被國際刮目相看；稱為奇蹟。這經驗顯示，條件充分的情況下，自由的市場經濟也有可能在獨裁專制的政府中快速產生，這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拉丁美洲、東歐以及南亞不成，而在東北亞及新加坡可行的重要因素；癥結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優先順序。中國大陸，目前正循台北和漢城的發展模式。世界在二十世紀末，經歷慘烈且富戲劇性的實驗以後，選擇了自由經濟的制度，並以整體市場運作。回顧人類三種經濟制度：自然經濟、計畫經濟、自由經濟（或混合型經濟），也可以了解台灣在戰後的民主政治發展。台灣全面放任自由經濟之前，採行計畫經濟，實際上帶有中國國民黨原有的社會主義色彩。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社會，除原始社會外大抵都是集權主義的政體；因為，要把分散的自然經濟單位整合為一個體系，要把有關聯且互動的複雜體系加以指導，都必須由「專家」來進行，而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則必須有「總指揮」擔當。這種情況在從計畫經濟過渡到自由經濟體制，也同，因為需要同樣的專權，才能明快解決既得利益團體和階級的強大阻力。這可以是蔣經國具有獨裁推手、早期白色恐怖執行人這樣角色的解釋；但是，正因為他曾經是這樣一個警察國家的首腦，所以他的政權和平轉移，無論有意或偶然，都是他專握大權的最光輝表現。前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一九六○年代早期，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任職。他曾經在一篇論文中表示，自己本來完全無法想像，中國國民黨那種穩定的獨裁體制，怎麼可能將政權和平轉移給台灣人。後來他調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觀察員」，同時能夠認識兩岸的發展，也知道一些秘聞，而自己做了結論。他說：一九八○年代，部分人士開始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終會造成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大震盪；其中一位就是蔣經國。當時，蔣經國以為自己的歲月還很充裕，私下派代表去見即將接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李潔明，告知他自己的政治藍圖，包括自由普選，以及普選後不可避免的「台灣本土化」的結果。當時，大多數島內外的觀察家都還無法預見，接下來的八年中，台灣即將發生的政權和平轉移。其實，自由經濟本身就意味著分權，這是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礎；它也建立在各種團體、各種個人的欲求與意志的自由實現。自由經濟的市場主要原則之一是等價交換，實行等價交換必須承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意志自由、地位平等；在交換的過程中，可以討價還價，但不允許超經濟的權力。法律首先要對自由經濟起保障作用，創造外部的民主環境，限制權力左右市場；在法律這個層面及基礎上，政治的遊戲規則也就同樣適用。這樣的總體環境中，以一九八七年為例，全島一年之間就發生一千八百三十五件群眾運動，動員了近二十七萬三千人次警力；在法律邊緣上，朝野之間有失有得。其中衝突劇烈時，好比示威群眾如果衝撞武警，就可能會被警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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