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台北市八甲町(萬華)經營書畫骨董的日籍商人在自宅掛上「高千穗聯盟總部」的招牌，另在九月十三日召開記者會陳述他們的理念。這個聯盟有日籍律師和醫生支援，九月二十四日召開政談演講會。這類在台北的日人右翼團體，另有若竹町(貴陽街二段)四國民報台灣分社社長組成的「台灣租屋人組合」和「社會問題研究會」、惟神教團台灣分社負責人組成為新社、預備及後備役陸海軍受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刺激組成「台北在鄉將校會」、料理店業者組織「大日本正義團台灣支部」……這些右翼團體的主張雖有暴力和溫文的差異，基本上仍以日本國粹為主，抗議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和左翼，主張日本政府應強化在台灣的統治；特別是對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引起的國際情勢變動，使日本人有感台灣這個帝國南進基地對於日本國防的重要。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外交上的世界強權表現，就有許多台灣人（包括向來支持民族主義、左翼的知識分子），對日本產生新的幻想，被動或主動的參加「台灣人皇民化」以及「亞細亞民族大團結」的運動；這些台灣人的日本右翼運動，在台北有太平町（延平北路）的「大同促進會」、台北鐵路飯店內的「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在蓬萊閣創立的「大亞洲黎明協會」。

    由於中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日據時代主要的台灣社會運動，大抵都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起，全面遭受鎮壓逐漸偃旗息鼓。

    光復後的台北街頭運動

�荧邮�九、二十世紀交替時，日本先後戰勝中國和俄國儼為東亞霸主，再乘歐洲大戰的機會，完成重工業建設而躍為現代化國家。昭和初期起（一九二六），日本國勢已是世界強權，但是先後對中國和美國發動戰爭，終於一九四二年起開始敗退；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八月二十六日，中國宣佈台灣地區日軍受降地點在台北。九月十四日，中國空軍飛來接收台北機場；飛機抵達台北時，低空飛繞市區一周，飛機降落後，機場上和日本機構的日本國旗全被撤去，中華民國國旗冉冉升起。當時，在台灣有日本軍人和警察約二十多萬；其中一些官兵不甘戰敗，叫囂要和台灣同歸於盡，更有法西斯少壯派軍官熱心聯絡台灣人鼓吹獨立。在這種壓力下，中國派出六個師、二十艘軍艦和兩個飛行大隊來台接收；十月十七日，中國陸軍七十軍第七十五師浩浩蕩蕩開進基隆港。軍隊乘火車開赴台北途中，道旁台灣同胞綿延不斷；火車進入台北，三十萬市民給予熱烈歡迎。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台灣各界扶老攜幼擁向台北公會堂（中山堂）；門口高掛「慶祝台灣光復」六個大字。上午九時，開始中國戰區台灣省接受日軍投降的典禮；日本對台灣長達五十一年的占領，在鐘聲九響中成為歷史。受降典禮當天下午，台北各界召開慶祝大會，次日又舉行環城大遊行；許多家庭還舉行隆重家祭。

    但是，諸多因素隨即引起混亂，有教養且寶刀未老的台灣思想家，和熟悉各種社會運動的群眾，儼然再次面對「總督府」的巨大陰影，激起了嫉惡的憤怒、正義的血氣，而昔時抗日的中國民族主義轉以「中國」為帝國加以對抗。一批批台灣現代菁英，卻在這段時期中身受即使是在日本異族統治的時代，都不曾目睹的集體屠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隔海對抗中，在台灣的共產黨人（無論中共、台共），下場同樣。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甚至於到戒嚴末期，台北街頭或任何隱密的角落，都因為強力掃蕩，看不到或暗藏任何社會運動的現象或跡象。但是，有些歷史影像和思想，仍然透過私人藏書或口語，繼續流傳；或者因為藏書人過世，沒有思想或無意再思想的子女清除其書房或書架，往舊書攤傾倒，而流傳更廣。隨著中國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北又新進了一批「外省人」（這其實沒什麼可作文章的，每隔一陣子或數十年，台灣島上就會瞬間湧進大批的外國人和外省人）；在台北的外省人流亡學生、教職、文化工作者，無論左翼、右翼或自由主義，都有相當表現；但是，比較昔時台灣的現代思想家，那些艱辛奮鬥而提早夭折的逝者，在世界觀以及思想的多元，並無特別超越的。因為同文、同種、同處烽火亂世，算是以倖存者的代表身分，表現出一個消逝時代的偉大餘韻和微光。無論如何，在戒嚴的體制下，台北街頭雖然再看不到社會運動，卻有熱鬧的各種遊行：年度例行的元旦升旗、童子軍、中學儀隊、軍樂隊、好人好事、國軍英雄、模範政士、提前入營青年、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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