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協約國集團在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與會各國代表有千餘人，全權代表為七十人，但是會議由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把持。因此，巴黎和會，其實只是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安排歐洲、西亞和非洲的新秩序，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贓大會；並沒有解決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矛盾。戰敗的德國遭受苛刻的勒索；對於蘇維埃俄國，和會密謀加以經濟封鎖，並籌組國際聯盟來對抗列寧創建的共產國際。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和會上仍然是被宰割的對象；中國要求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但英、美、法卻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但是，一九一八、九年，歐洲興起的民主主義和自由思想的思潮、「巴黎和會」和約條文中收入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對於多民族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衝擊極大，促成了民族意識的全面覺醒。一九一九年，中國在五四運動後成立的全國學生聯會，受俄國革命影響急速左傾，一九二○年第三國際遠東代表派駐中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此外，一九二三年，共產主義在日本國內興起，導致學生熱烈研究馬克思思想。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因此也產生一支共產主義的徒眾，和主張民族自決的學生對立。一九二七年，這些學生在東京台灣青年會中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並連絡台灣各左翼團體，尤其是台灣文化協會中的左派和農民組合幹部；暑假回台時，則與這些團體合作，參加演講會和政治活動。這些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對於台灣的啟蒙運動當然扮演了先驅者角色，而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和思潮，可以說是直接反應世界的動態。
台灣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努力學習日本的風俗習慣，樂於同化；對於社會問題、政治運動既不熱心也無表現，所以被中國和朝鮮的留學生譏諷為「唯唯諾諾屈從日本統治的愚民」。後來，隨著個人成長、知識發展，以及民族自決運動的興起、朝鮮革命、中國革命的展開，才被喚醒了民族意識。這些出身中南部的知識分子，以島內的林獻堂（台中州）和蔡惠如（台中州）為領袖。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州，畢竟是小市民和雜役眾多的都會和工業區，產生了「台灣第一反」蔣渭水；這位醫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進入實踐階段的先驅者。由於蔣渭水的促成和發起，台北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發源地和運動中心之一。
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按性質大抵分為文化、政治、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革命、農民、勞工。由於都會和工業區的特性。台北地區的社會運動，除了民族主義相關的文化運動、政治運動，主要是表現在勞動階層的工會抗爭。日據時代台灣各地的社會運動，雖然聯繫活絡也常相互支援，但是南、北的志趣，因地緣和產業不同有明顯差異。關於台灣的無產階級社會運動，台北除了是無政府主義團體的發起地，在農民運動領域甚少表現；相關的共產主義運動，似是南台灣的專門。南台灣，也有北台灣所沒有的，武裝性中國民族革命運動。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林獻堂出資邀請板垣退助伯爵來台北、台南和台中演講；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辦歡迎會。與這位伯爵同行的還有一些日本人，這些人的演講，或責難總督府的政策，或批判日本官員的施政，甚獲台灣人的感動。第二年，板垣退助伯爵再度來台，在鐵路飯店創立「台灣同化會」台北總部。「台灣同化會」由日本人和台灣人組成，認為「日本合併朝鮮領有台灣，並非日本的侵略主義而是國防需要，為了未來黃白兩大人種的大戰，日、中兩國應互相提攜，以台灣人為先驅，促進日、中兩國的關係；畢竟，日本人和台灣人本是同文同種，德育上也有相一致的」。「台灣同化會」在日本、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台南、嘉義、高雄等地，都有會員；台灣會員對於能和日本人地位平等抱有幻想，但日本會員多有居心不良藉此斂財的。一九一五年，這會以危害公安的理由被勒令解散。這種期待日本政府平等對待台灣人或給台灣人自治的社會運動，以後主要還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個由林獻堂和蔡培火領導的運動，前後歷時十四年，組團前往東京請願十五次。一九二六年，第七次請願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在帝國議會聲明「在台灣、朝鮮設置特別議會是違憲的，無論如何不能容忍」，而島內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轉向，也不再給予熱烈支持；因此，台北就不再熱中往年請願團去、返東京的歡送、歡迎會。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子中學舉行成立大會。意於指導及推行民族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當然懷有政治目的；但是，這會的宗旨書，避諱政治，僅寫相關啟蒙台灣文化的意思。台灣文化協會宗旨書的要義，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似可用；它說：「現今的文明是物質萬能的文明，現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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