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教化運動，以發行《會報》，設立報章、書、刊閱覽所、開辦文化書局，辦理各種講習會、演講，放映附帶講解的電影，推行新劇等來運作。一開始，台灣文化協會就幾乎聚集了當時全島各地，以及各種思想的精英為幹部和會員，形成統一的民族戰線，因此它的活動立即顯現出反抗日本統治的態度。由於對於社會大眾及學生具有影響和號召力，聲勢浩大，以至於日常接觸的警察、鄉鎮官吏及學校職員，執行職務時常會遲疑和畏縮；台北師範學校學生的騷動就是一例。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三日，有學生在大稻埕新街派出所附近，當著警察面前靠右側行路（規定是左側），二月五日下午五時也有數十名學生在東門街派出所前故意右行；這些學生均不服糾正，且以言詞挑釁。當晚，其中一位執勤警察利用休息時間前往學校要求校方訓誡學生，學生就在宿舍踐踏地板喧鬧惡罵，甚至於對他丟石頭；最後，演變成六百名學生的騷動，結果遭到警察署長在內的七位警察的鎮壓。

    台北的「無產青年」團體，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七月三十日，在台北市太平公學校（太平國小）舉辦同學會，企圖成立「台北青年會」；廈門留學生翁澤生在席上以台語演講，造成混亂。後來，歷經一九二五年的籌辦列寧追悼會（一月），台北青年體育會（三月）、籌辦五一勞動節示威運動（五月）、以及推動台北青年讀書會的恢復（該會例行在淡水河泛舟開會）等等活動的歷練和轉演，終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台北市大正町大正公園（南京東路一段、長安東路一段）協議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這個聯盟的台北無產青年主要為王萬得、周和成、王詩琅、洪朝宗等。這個秘密結社的聯盟，致力於宣傳民族解放、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對他們來說當時這兩種思想並無分別）。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另一批主力是彰化無產青年；這個聯盟，利用台灣文化協會陣營推廣無政府主義思想，所以也是全島性的運動。但是，它在台北以外的地方並不具組織。這個團體積極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反對台灣文化協會當時的運動路線。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遭受檢舉和禁止，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遂被共產主義運動取代，僅殘餘新劇運動（改良風俗、打破迷信、諷刺勞資關係）和放映電影。台北共產主義的抬頭，始於台北市人連溫卿；他在彭華英、謝文達等人在上海和北京推行共產主義時期，就常和她們有聯繫。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他和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蔡式穀等人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以後又取得台灣文化協會的指導權。台灣共產黨的組黨推手林木順和翁澤生都是中國共產黨員；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二十八日，他們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組黨大會，它的名義卻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組黨大會當天，有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代表參加，日本共產黨因為選舉正忙未派代表，所以希望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十一月，台灣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謝雪紅受日本共產黨指令，在其台北市御成町（中山北路二段）租住處，與中央委員林日高、莊春火開會，成立組織部和宣傳部；這是台灣共產黨在島內的中央機關雛形。因為需要處理黨務和落腳，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市太平町（延平北路一、二段）租下店鋪計畫開辦國際書局，販賣左翼報紙和書刊；書局在一九二九年元月開幕，一九三○年搬到京町（博愛路）。台灣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團體一樣，在島內也沒有組織，也是完全透過轉向後的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擴大影響，漸及全島，尤其是青年知識階層。起先這種影響只及台灣青年，但是隨著日本國內共產運動的蓬勃以及經濟的不景氣，在台灣的日本青年中也出現共產主義團體，和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都有聯絡；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台本市古亭町（南昌街、晉江街）出現「第一線讀書會」的集會所，這是「赤色俱樂部」的秘密結社，會員聚此每晚研究共產主義。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元月三日，台灣文化協會在臨時總會中終於分裂，由激進工農無產階級運動的勞農派共產主義思想者連溫卿一派，取得文化協會的指導權。蔣渭水、蔡培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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