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民族、部族之间的纠纷，明廷当然不可能予以真正解决。但有时排解纠纷，能够调整民族关系，有利于安定统治秩序。所以稍有见地的明边疆大吏历来都认为“夷汉汹汹，大非国家之福”，因而采取一些措施排解民族之间的纠纷。1435年(宣德十年)忽刺温境内的女真人那列秃等率众至建州、毛怜卫的那颜寨劫掠人畜财物，明廷得知此事后，命人敕谕那列秃：“尔与毛怜、建州，俱属朝廷统治，宜各安分守法……敕至，尔等即将掳去人马财产，如数发还”；同年，“遣使敕谕阿速江等卫野人头目弗答哈等，责还原掳建州左卫人马财产”；正统年间，建州女真凡察和董山之间为争夺卫印引起纠纷，明廷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为避免分属头目人口时发生矛盾，特“敕辽东镇守总兵官，遣人公同审问，各从其愿，分别管属”。1579年(万历七年)，宽奠参将徐国辅弟徐国臣等人压价收购女真人的人参，致起纠纷，徐国臣等仗势殴打女真人。事情发生后，明廷责成地方官吏“按国辅如法”（23）予以惩治，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上述史料说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总是有利于民族聚合的。

同时，随着明廷官员人等的濒繁来往，以及奴尔干都司驻军来往转输物资，明廷设置了大量的驿站，使边远的女真地区到辽东的交通得以沟通。1412年(永乐十年)明廷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奴尔干都司并所属各卫“凡有使命往来，所经之地，旧有站赤者，复设各卫头目”，并总设提领一人。经过一番整治，保证了努尔干都司和明中央政府能及时互通声息。当时自辽东开原有六条主要驿传路线直达东北各边远地区。明廷的政令能及时传送到女真各卫，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女真各卫之间的联系。

上述史实说明，整个有明一代女真人与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女真各卫是中央王朝下辖的地方统治机构，彼此有着密切的臣属关系。

明代女真人与中央王朝除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外，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是另一重要方面。

由于女真居住区地处偏僻，与辽东汉区生产发展水平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因此经济上的互相交往显得十分重要，女真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汉区供给，而女真地区的土特产又源源不断地运往汉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因此，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是有利于繁荣民族经济的。

迫于沟通民族经济的需要，明廷在辽东边关地带纷纷设立关市(马市)，这是当时女真与汉区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当然，明统治者设立关市的本意，只是攫取所需要的女真地区的土特产，盘剥女真广大人民。但是关市的设置确实起到了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时女真与汉区交往主要是通过官方的马市和民间交易的私市。官方的马市在有明一代屡有变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民族关系紧张时，明廷往往就以关闭马市相威胁；而民族关系缓解时，关市贸易又得以恢复。明初永乐年间在辽东最先开设马市三处，即开原两处，广宁一处，主要是由明廷收购女真、蒙古的马匹。后来适应建州女真的要求，又先后于抚顺、清河、靉阳、宽奠设立关市，由明廷派边关官吏进行管理，任凭民间互相贸易。万历四十三年又于“辽阳长安堡新开木市”（24）主要从事木材交易。除官府允许的关市而外，沿边居住和耕种的满汉人民私相交易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当时女真人通过关市从辽东汉区输入的主要是铁器，包括铧子、锄、铲、斧、镰等生产资料，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布、帛、粟、米、盐、锅、针、剪等。明初，女真人“以放飞打围为事，不喜羁系一处”（25），后来又处于不断迁徙和动乱中。所以，当时女真人对于耕牛、铁器的需求量不是很大，而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日益成为定居下来的女真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时，耕牛和铁器农具就成为女真社会十分奇缺、又十分必需的生产资料。正统年间，女真人“归自京师，道过边境，辄以所得彩币或驽马市耕牛及铜铁器皿还，（26）。明廷在给建州左卫的敕令中亦云：“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27）。因女真人入贡道途中， “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因此，明廷曾于正统、成化两朝厉行铁禁。但始终是“所禁铁器、非农器”（28）。即一般农耕器具并不在所禁之列。由于自汉区大量贸进铁器，所以到了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时，曾到过建州女真人地区的朝鲜人说：“往时野人屈木为镫，削麂角为镞，今闻镫镞皆用铁。”（29）显然，这些镫镞都是用从汉区贸进的铁器改铸而成的。以建州地区的女真人松古老家为例，与其同居的人中，就有不少人是从事铸铁的“冶匠”、“弓人”。

此外，耕牛在女真地区也是十分缺乏的，并且往往因为“牛只鲜少”，“不能垦新田、而为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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