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史论特色第三个显著体现，是赵翼对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武则天，既讲其残忍滥杀，“千古未有之忍人”，又讲她“纳谏知人，自有不可及者”。书中具列刘仁轨、姚畴、王方庆、杜景俭、王求礼、张庭珪、朱敬则、桓彦范等先后奏事，武后均采纳照办。历代封建文人认为武后女主称制，违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因而痛加詈骂，对于武后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一面完全抹杀。赵翼则能敢于超越封建伦理的局限，有充分根据地对武后的政治才能和积极作用作了很高评价：“其能别白人才，主持国是，有大过人者……然则区区帷簿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下不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17〕冲破封建伦理的偏见，完全从政治家的作为作出评价，这不止在当时堪称是石破天惊的言论，而且至今读来也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再如王安石变法，在北宋以后招致了许多谤议，赵翼则认为王安石青苗法的施行“本以利民”，王安石本人“操履峻洁”，实行新法是为了有益于国计民生。新政推行失败的原因，在于任用官员不得人，卑污的官吏更借机侵害人民，“借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从而总结出封建时代本来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教训〔18〕。赵翼对冯道的评论也耐人寻味。冯道在五代历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而自称“长乐老”。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代以“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伦理为标准，都斥之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赵翼则以如何使民众在乱世中减轻苦难为价值标准，提出异于流俗的新看法：处在五代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局面下，百姓求生而不可得，冯道借助这种处世哲学，却能稍稍减轻百姓的灾难，所以他有“劳来安集之功”。“冯道在唐明宗时，以年岁频稔，劝帝居安思危。以春雨过多，劝帝广敷恩宥。对耶律德光则言，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论者谓一言而免中国之人夷灭。”“是道之为人，亦实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忠厚者”〔19〕。赵翼所论含意颇为深刻，不仅深合知人论世、设身处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而且能超越封建伦理说教和抽象的气节观念，因而蕴涵着近代理性意识，读史者于此是不可轻轻放过的。

三、对明代历史的反思

明代历史是清朝的近代史，距离最近，也最有借鉴意义。当明朝灭亡、大厦倾塌之时，清初顾炎武等曾对明代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涉及范围不广，也有待深入。此后因考证学风盛行，一般士人对政治兴坏已不再措意。然则，由于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在乾隆年间修成并刊行，明朝的历史事实已更清楚，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明朝盛衰教训的思考也有可能更深入。赵翼正是考证学派中关心国家治乱兴亡的学者，必然重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即从整个清朝一代二百五十年学林而论，他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之探讨也是最为深入的。《廿二史札记》中关于明史的占了六卷，分量最重。赵翼从多方面，对明代兴亡教训作了很有深度的总结。

一是明朝言路先后不同。明朝初年有颇好的政治风气，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政风气淳实，“建言多出于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至正德、嘉靖间，还有谏官敢于争朝政得失。万历中，张居正专权日久，斥逐异己，言路风气遂大变，谏官一味献媚取悦于张居正。此后又曾有变化，万历末，谏官与阁臣如水火。至魏忠贤专权时，谏官之操守志节丧失殆尽，堕落成为魏之鹰犬，最后各以门户相争，而至亡国〔20〕。明代谏官言路习气前后变化，又与官员是否尽责与清廉的政治风气相表里。赵翼指出，明太祖出身民间，深知百姓饱受贪官之苦，屡次对墨吏施以酷刑。同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导，奖罚分明，“故一时吏治多可纪”。沿及成祖以下至宪宗、孝宗，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也”。官吏清明，必然民心安定，使社会保持着凝聚力，这是赵翼从总结明代历史而得出的深刻道理，对于后人是有宝贵教益的。而明的灭亡，也正由于后期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基础动摇，“而国亦遂以亡矣”！〔21〕赵翼还批评清朝人对明朝政治的误解，举出明前期崇尚循良的大量史实，恰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封建皇朝周期性危机这一规律。

二是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赵翼指出，“统计自宪宗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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