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的治史旨趣，在其《廿二史札记·小引》中有含蓄而深沉的表述，并且，饶有兴趣的是，他的旨趣得到同时代考证学大家钱大昕的由衷嘉许。赵翼本人概括的著述宗旨是：

至古今风会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或比以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5〕

赵翼揭示出他研史的重要目的，是探讨历史时势的变化，并且要究明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这种治学志识，在乾嘉朴学时代实为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尤应注意者，赵翼自认他是顾炎武经世学风的继承者。在乾嘉时代，考证学“如日中天”。专重经籍及史实的考证、忽视“经世”成为流行的价值取向。在此情形下，赵翼却以继承“经世致用”学风自任，在书的卷首公开亮出探求盛衰和求实致用的旗帜。这深刻地说明，赵翼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史学家应该以探究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演变原故，作为治学的根本目的。在当时认为考据即学问的全部的众多的史学家中，赵翼诚不愧是具有特识的人物。无怪乎当嘉庆五年（1800）《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小他两岁、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价，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扬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6〕。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著史的宗旨和书的内容， 绝非虚夸客套，而且，可以视为是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史识，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对于考证学者在整理文献上取得的成就，我们是充分肯定的。然则从学术的层次说，一般的治名物训诂的考据家只求知其然，志在探讨有关治乱兴衰之故的学者才是求知其所以然。因此，后者当然比前者居于更高的层次。经世目标和探求治乱盛衰变化的治史旨趣，正是赵翼取得卓著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于赵翼有朴素进化观和经世主张为指导，史识上居于更高层次，因而决定《廿二史札记》最有光彩的地方在于下述两个方面：探求古今时代风会的变化，表达对于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切，因而超出一般考据著作的格局，抒发出对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具有史论的色彩；赵翼尤其重视总结明代治乱兴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显示出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与同时代文人的粉饰太平之作更大异其趣。以下即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二、史论的特色

乾嘉朴学在训诂、考据、校勘等文献学范围成就显著，也可以说是微观研究发达的时代。但在宏观研究方面却大为逊色，就学术界整体而言，理论思维相当薄弱。梁启超对于朴学家治学路数非常熟悉，他在广州学海堂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对于朴学家的成就作过高度评价。又由于梁氏有近代眼光，因而洞悉朴学家沉醉于细小问题的考据、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弱点，曾一再有过切中要害的批评。他称考据学“支离破碎，汩没性灵”〔7〕。“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 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近汉学之昌明，禀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也。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8〕梁氏又总括说：“乾嘉以后， 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前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渐渐成为化石了。”〔9〕

在此“思想界渐渐成为化石”的时代，却有赵翼的议论放射异彩！他以独具的识力，另辟蹊径，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每能把大量分散材料加以综合，从而揭示出一个时代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此类条目从形式上看是札记，实际内容却有如今日一篇篇极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所蕴含的高明史识和精彩议论，二百年后读来仍然感到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札记的史论特色，首先表现在赵翼注重探究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教训。他总结了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10〕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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