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显示出深刻历史观察力的论述，书中为数不少。再如，魏晋以降曾长期实行过“九品中正制”选举制度，这是人所共知的。赵翼却能对“九品中正”实行之前的酝酿，实行中的利与弊，以后当权者为何长期不予变法的原因，逐层深入地分析。他论证实行“九品中正”的缘起，是因为汉代察举孝廉的制度产生了明显的弊端，“夤缘势利，猥滥益甚”，因而需要有新的荐举方法代替。又从《晋书》分散的列传中撷取材料，论述从提出建议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进而指出九品中正制流弊所在，是中正官评高下“全以意为轻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即当道之昆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赵翼以激情的语调揭露说：“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那么，自魏晋迄南北朝三四百年，积弊至极而不予改革，是什么原因呢？赵翼回答说，原因即在“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12〕透过表象，指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为其门户私利而顽固不变法，确是一针见血之论。他如“党禁之起”（卷五）、“六朝清谈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江左世族无功臣”（卷十二）、“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十）、“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十）、“明初吏治”（卷三十三），以及《陔馀丛考》中的“六朝重氏族”、“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也都是揭示一个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条目，这里不再一一论列。

揭露、抨击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弊政，是《札记》史论特色的又一重要体现。

赵翼怀有正直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同情民众疾苦的责任感，因此对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罪行深恶痛绝。同时代的朴学家孙星衍有见于此，他赞誉《札记》一书“于前代弊政，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13〕。稍后的张维屏也认为，赵氏“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龂龂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14〕譬如，赵翼批评汉武帝时治狱案件繁多，治罪严酷，株连极广。又论述历代宦官为害朝政，日在人主耳目之前，以谗媚而售其奸，昏庸之主则妄加信用，于是阉人出入宫廷，口衔天宪，俨然权势在握。“迨势焰既盛，宫府内外悉受指挥，即亲臣重臣竭智力以谋去之，而反为所噬。当其始，人主视之，不过供使令效趋走而已，而岂知其祸及至于此极哉！”〔15〕再如卷十一“宋齐多荒主”条，论述南朝宋、齐独多荒淫凶残的君主，“统计八九十年中，暗昏狂暴，接踵继出”，“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覆灭”。赵翼以憎恶的笔调，列举了宋少帝、前废帝、后废帝、齐废帝、郁林王、东昏侯、陈后主等荒主的种种丑行和罪恶。陈后主陈叔宝即位后，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大建宫室，奢靡无度，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定各种苛税，榨取百姓，滥施酷刑，牢狱常满。隋兵攻至，后主藏匿井中，仓皇竟还不忘带着张、孔二妃下到井中逃命。隋大臣高颖进入宫中，见其臣下所启军事奏章犹在床下，尚未启封〔16〕。赵翼经过认真筛选后所揭示的这些典型材料充分说明，这种荒淫无道的君主，不亡国实天理难容！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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