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 ）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 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 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 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 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 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 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 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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