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 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 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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