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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