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夏曾佑一生确乎有过一段光辉历史，却没有随时代前进，最终成为时代落伍者。后人评价他时，多局限于梁启超的记述，但忽略了梁氏记述的三个局限。其一，梁氏记述是在夏死后六日内完成的，带有悼念文章的感情色彩；其二，梁氏记述集中在1894至1898年间，恰好是夏氏的光辉期，并不是对夏氏一生的全面评述；其三，梁氏本来就喜欢给人戴高帽子，此时名满天下，更是乐得如此。因此，我们在评价夏曾佑以至全部中国学术史时，应突破梁启超的影响，予以全面的重新审视。

二、夏曾佑的学术贡献及其评价

夏曾佑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关于夏曾佑的学术论文。

　　据王栻先生考证发表在《国闻报》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与《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两文，均出夏氏之手。后者抨击古文经学，容后详论；前者洋洋万余言，被阿英《晚清小说史》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实则也是近代以来阐明通俗史学社会价值的第一篇理论文字，连同1903年第8期《绣像小说》揭载的《小说原理》一起，是夏氏平生学术论作中最值得推崇的优秀作品，其理论价值远在《中国古代史》之上。但是，史学界对这两篇绝妙好文向来没给予起码的关注。相形之下，夏的纯史学论文却凝重板涩，创获无多。例如，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中国社会之原》，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所在，却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年末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继续申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见解，也没有展开。1904年，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发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次年于2卷8期刊布《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要求人们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既有合理因素，也包含不恰当成分。他儿子说他“有遗文二百余篇，遗诗百余首”。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却与其所言相左：有遗诗二百余首，文则罕见。这是探讨夏氏学术思想的最大困难所在。

　　第二，关于《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不消说，该书是夏曾佑的代表作，尽管只是一部并未最终完成的半成品。1902年，夏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该书，恰逢他政治上的颓唐期。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6年，出版第二、三册。而这年又是他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假立宪进行辩护的时候。从这年到他去世，间隔18年，他完全有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但并未续写。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而这一奇特现象，差不多是全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究。这里，仅围绕该书提四点看法。

　　（一）该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的方面，它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小的方面，它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学术空气中出现的。这种学术空气反映在史学上面，至少包括三个领域，构成夏著的三大学术背景。

　　1．教科书形式史书的广泛涌现及流行。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即包括泰西历史。但这些教科书的详情，在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难考。废除科举后，正式教科书遂应时出现，其中包括自编应用者、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