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章节体，直接目的是满足“讲堂之用”，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即他在该书《叙》中所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由于该书只完成五分之三，自给目的完全实现打了折扣，但大体上还是达到了目的。不过，他对章节的划分仍很粗疏，节与节之间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节的下面再划分出条目。

　　（四）在材料取材上，该书以二十四史为底本，纂辑其他古籍而成。凡参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讲堂学生寻找治史途辙。但在资料消化剪裁方面，却殆同书抄，不如人意，没有转化为自家语言，前后文风不统一，受到一些学者批评。例如周容指出：“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11月初版，第90—91页。)。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这种批评不无见地。对材料不能融化，还导致词气不畅，语言艰深、生涩。

　　为使叙述清晰简洁，夏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书中虽然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在理论上却意识到其重要性，说：“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关于“表”，他说：“列史年表，与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无可删节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颇伤冗缛，甚而蛇足，诚如钱穆所说：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公沙：《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第23期，1934年4月21日。华东师大史学所陈勇博士提供。)。

三、夏曾佑的历史思想

夏曾佑并未发表过纯历史或史学的理论著作，为探讨其历史与史学思想增添许多困难。我们只能通过《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他的散篇论文予以综合。他的历史思想，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天演论与历史进化论思想。

　　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和历史进化论思想，并运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在严复影响下形成的。

　　在天津，他与严氏云萍偶遇而推为旷代相知，以衡宇相接，故尔针芥易亲，夜辄过谈，谈辄竟夜，自称“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并且决心“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虚愿未酬，殊为可惜。直到晚年，他还赞赏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因此，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并认为此说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观。《神农氏》一节则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社会得以前进，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这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中，他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道德准则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中明说：“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夏的进化思想中也包含需要批评的成分。首先，他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主因，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忽视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例如《战国之变古》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其次，他认为不是所有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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