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历史功能和历史因果规律思想。

　　夏氏试图通过编著历史读本，“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且进一步去预测未来。他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凡例》，第一册《叙》。以下凡引此书，皆不出注。)。这反映出他对历史功能的看法与认识。

　　夏曾佑依据进化论理论，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的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就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揭示出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在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中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因此，“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

　　这种见解当然大体合理，但推崇太过，事事溯源，也会生拉硬扯，并成为给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的历史根据，削弱人们变革现实的信心。例如《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就把中国未能尽早实行立宪制的责任推给历史，说什么“益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与汪康年书还说，中国是无教化之国，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38页。)。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并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专门申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依据对历史功能的认识来阻挠变革现实，则很有害。同时也说明，他政治上的保守确实具有比较深的思想根源。

　　夏曾佑承认存在客观历史规律。《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是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认为：“……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乃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他在《中国社会之原》中说：“天下无无因之果”。

　　正因为夏氏相信历史因果联系的存在，所以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然后解释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议论颇为精彩。另外如《孔子之异闻》讲“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都是依据历史因果联系的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他的解释未必合理，但这种作法本身还是可取的。

　　第三，历史阶段性思想。

　　夏曾佑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历史抽象能力很高，比溺于琐碎考据，见树不见林的陋儒高明。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教科书《凡例》说：“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古今世变之大概》详细讲述了他的历史阶段划分学说，即上古：（1）传疑期，开辟→周初；（2）化成期，周中叶至战国。中古：（3）极盛期，秦至三国；（4）中衰期，晋至隋；（5）复盛期，唐。近古：（6）退化期，五季宋元明：（7）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历史划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显得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上古、中古、近古划分法，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划分历史的框架，说明夏氏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反映了他颇值得赞赏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阶段性思想贯穿始终。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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