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今文经学思想。

　　在夏氏著作中，今文经学思想非常明显。例如《孔子之六经》明说应“以今文学为是”。《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但是，他明言他的经学见解不是经师的，而是史家的：“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这自然要高经师们一筹了。

　　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时，夏曾佑也常常从今文经学立场出发，例如《周秦之际之学派》攻击刘向、刘歆父子等。当然，夏曾佑与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不同。这种不同，他在《与宋恕书》中曾明确说明。事实上，夏氏既无专门经学著作，亦无系统经学见解。他之所以“尊今文学”，是因为公羊三世诸学说与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阶段性思想具有某些类似点。

四、夏曾佑的史学思想

第一，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

　　在选择什么样历史对象进行叙述的问题上，夏氏思想颇有特色。他并不对所有历史对象都不分轻重缓急地予以叙录，而是按照个人理解，有选择、有侧重地选择历史对象。教科书《凡例》曾说：“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深入各时期内部，又各有轻重缓急，例如讲周人历史“皆先详其兴替治乱，而后讨论其宗教、典礼、政治、文艺诸事焉”。判断某历史事件是否“特别之事”的标准，既要看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要看它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例如黄帝蚩尤之役，乃我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故特别加以详述。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提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在这四者中，宗教尤其重要。《战国之变古》说：“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原，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问题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和种的关系，二是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关于教和种的关系，二者总是相辅相成，甲定则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又总是构成国家成立之根本。夏氏著书，即力求阐明外族逼处与宗教熏染的关系，进而上探国家成立之本。不过，他所谓“宗教”或“教”的涵义非常宽泛。不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关乎社会者”，都是“教”，中间夹杂着一部分学术、风俗、教育方面而又与种族相关的内容，他统统“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种族问题总是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相关，所以夏氏对这些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对象。教科书第二册《凡例》曾将该册纲要分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与此相应，对边疆地理也给予很大关注。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及边疆史地的重视，诚为夏著一个值得肯定的特点。

　　政治作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结出的果实，很自然地被夏氏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内容。所谓政治，是指“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也包括农民起义，他一律视为“贼”。例如将两汉历史归结为宦官、外戚、方士、经生四类人的相起仆，对两晋南北朝史大写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王敦之乱。对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也时予揭露和抨击，例如《战国之变古》说：“战国之刑，不得谓之国律，皆独夫民贼逞臆为之者耳。”《秦于中国之关系》又说：“夫专制者，所以为富贵，而其极，必并贫贱而不可得。赢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相对来说，他对经济、文化、科技等历史对象则很少着墨或根本不提。如两汉，既不讲司马迁、班固史学，也不讲汉赋文学，更不必说张衡的科技成就了，这说明夏氏在选择历史对象时，受传统的政治史观支配。

　　在《刊印宪政初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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