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历史对象的认识。

　　历史认识的特点决定于历史对象的特点。《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提到历史对象的特点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就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和不可重复，认识者无法面对认识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历史又依靠什么流传下来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就是说，古人依靠由语言文字构成的“书”流传下来，因而认识者必须以“书”作中介去认识古人。《中国社会之原》进一步申论：“昆仑之东……此神皋奥区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动植物之迹，其种人之兴替，地学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书存耳。”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不仅有“书”，而且，还有“地学”、“金石”等手段。

　　但是，其一，“书”有不同种类，例如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其二，“书”的真实性常常不可靠，因为“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上看：“神州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总之，“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这种困难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他感慨说：“然此犹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目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认识对象不能直接接触，认识中介不完全可靠，认识主体原有局限，历史认识真是难上加难。那么，是否无法达到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认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人为”的具体途径，可抽绎出两条：其一、读史之人应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与历史情境的视界溶化中，认识主体的介入是积极的，所谓“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与历史建立起对话关系，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之类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这种态度是科学的。

　　对那些不能明确确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等等，夏氏一律采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无的存疑态度，符合历史认识的科学要求。例如他称“开辟至周初”的历史为“传疑之期”，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作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由于荒诞记载中包含真实成分，故须运用有效方法予以鉴别，将神话与信史区分开来。对此，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特加说明，这就把科学的存疑态度与完全不信古书的怀疑主义区别开来了。

　　第三，关于历史研究方法。

　　夏曾佑主要运用过如下几种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其一，地理学方法，即根据地理形势作出历史判断。例如《炎黄之际中国形势》，依据山川形势分析人群的迁徙定居，《黄帝蚩尤之战》依据洲渚林薮与平原大陆的差异，分析南北文化的不同，等等。

　　其二，类比方法，即在叙述过程中将中国史事与西方史事相映照、相类比，从而得到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或提出问题。例如《女娲氏》说巴比伦神话也有黄土抟人故事；《尧舜之政教》说禅让制是古代贵族政体，“近世欧洲诸国曾多有行之者”；《黄帝蚩尤之战》说蚩尤立号炎帝与日耳曼人称该撒相仿；《黄帝之政教》末尾说黄帝对炎帝部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