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运用新理论、新知识解释古老历史现象。例如《包犠氏》运用进化论及西人拉克伯里（Laconperie）的著作分析包犧一词的历史意义，给予社会学的解释。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在夏氏那里，新知与旧知混杂、相互生搬硬套的现象是很多的，这是我国晚清民初学界吸收西学新知时存在的普遍现象。

　　第四，关于史书接受特点的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应通过西方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嫁接来解读，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参见《钱锺书研究》第1辑所载拙文。)。

　　夏氏认为，历史著作在读者阅读、接受乃至消费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形。通过对史书流传情况的考察，不仅可看出史书产生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且间接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以及大众的一般性阅读心理。那么什么样的著作易或不易流传呢？夏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作了说明。

　　夏曾佑说，纪事之书的“传人”功能最强。但同为纪事之书，其所以传之易或不易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一，书中所用语言文字，必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通用的大众语言；其二，应力求接近口语；其三，语言应力求详尽，节省读者脑力；其四，应多叙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或事物。具备了这四条，纪事之书的流传就容易，反之则否。

　　不过，这四点还只是从“书”的角度立论。实际上，他还提到第五点，将立论角度由文本转向读者，即从接受者、阅读者的消费心理来反观史书，认为符合读者心理的虚事易传，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不易传。这里提出史书应当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自是高论。但他把“虚事”、“实事”作为区别易传或不易传的准则，就说不过去了。实则，二者并不必然相等。

　　有了以上五大区别，夏氏得出结论：“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二十四史》俱是也；其具五易传之故者，稗官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即是说，艺术作品比科学史书容易流传。不过，他不是说过“小说家即史之别体”吗？因此，这种易传与否的区别，与其说是史学与艺术两大门类的对垒，毋宁说是史学内部不同分支的差异。历史学要想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就应当先充分利用“易传”功能，他说：“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制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这就为史学艺术功能寻到客观依据。

　　总之，夏曾佑在史书接受问题上的思想非常可贵。他论述的见解，不仅时间最早，而且独树一帜，以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解读之尤能见其理论价值。从表面看，他的见解还很素朴，但从本质上看却很深刻，洞悉到一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他提出此问题的动机，在于救亡图存，开发民智，利用史学的通俗形式教育民众，这同梁启超尔后对小说的提倡动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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