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02年以前，新式历史著作的广泛翻译和出版。夏氏编书前，已有不少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日本传入者最多。据悉仅1901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参见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这种情形实可追溯到清代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各国史略》等史书(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13页。)。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报刊中，常能看到大量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图书所占比重很大。这些迻译史书一般都采用章节体新体裁，对夏著影响甚大。例如夏书第一册第20节《六国对秦之政策》就参考了日人鸟居龙藏的著作，第三册第39节《两晋疆域沿革》则“从日本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录出”。因此有学者指出夏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34—535页。)，确乎一针见血。而且，这期间中国学者（如王舟瑶、陈介石、屠寄、刘师培）也开始摸索编撰自己的新式史书，当夏著出齐三册时，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强调夏著的创始性时，不能忽略其继承性。夏著是中国学者受日本史学影响探索编撰自己的中国通史时的产物。

　　3．902年至1906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涌现的新思潮和新动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1902年值得特别关注。这年涌现一批史学理论性文章，冒出一批启蒙性见解，呈现某种繁盛景象。尔后几年里，一直保持这种势头。前此，则未多见。梁启超自不必说，陈介石(参见李洪岩《论陈介石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马叙伦、邓实、汪荣宝等人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文字刊布。新旧杂糅，朦胧开化，趋向上却无一不在力图建设“新史学”。笔者认为在探讨夏著的地位与意义时，同样不能忽略这种背景，不然就很难看清夏氏学术品格及思想的恰当位置。

　　（二）夏著教科书的影响主要是在他去世后取得的，直接原因则有二，一是梁启超的鼓吹，二是由于当时有份量的、实用的、中国人编著的通史类史书的缺乏。这种缺乏情形，可从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感叹中得到印证(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常识与教育》，泰东书局1921年版；《柳治徽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因此，尽管不少学者都认为夏著存在各种不足，只是二三流著作，却也承认它的无从替代。所以，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且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中一种。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尔后便再未重印过。儿十年来，包括鲁迅在内，学者们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当代有些学者推崇该书某些见解是“战国封建论说的初次猜测”，是“划分古代与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接触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袁英光：《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等等，这种评价可能过高。

　　（三）关于夏著教科书采用章节体体裁问题。夏是否具有章节体的完整观念，大可怀疑。应当说，他具有的主要还是纪事本末体观念。教科书第三册第十节《前赵后赵之始末》中说：“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这不明说他用的是“纪事本末之例”吗？无独有偶，该书出版时的《东方杂志》广告也夸赞“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东方杂志》3卷7期，1905年7月。这条材料是俞旦初先生发现的。)。以夏氏与该刊的渊源关系，这广告词即使不出自他本人之手，当亦由他经眼过目。所以，说夏心目中的章节体就是纪事本末，自不是无端猜测。当然，不管他有无章节体的完整观念，都无害他实际采用此体的事实。夏氏见过章节体，前已明言。但笔者感兴趣的是观念形态，不是具体实践。实则，把章节体看作纪事本末，会使章节体流行更方便、更快捷，因而当时不少学者都这样看，清政府学部也予以承认。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所列史学门书籍已全是新式章节体，对史书体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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