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看作是一个自然运动过程，突出强调了“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批评那些盲目颂扬周公制礼作乐的学者，论证人类社会发展乃“时势”相激的自然运动。他指出：“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唐、虞，唐、虞之鉴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于天也。”[⑥]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并不是后人本质上比前人圣明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趋势造成的。即使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只能顺应历史发展，而不能以主观意志创造历史。他说：“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故欲如是，以求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⑦]章学诚认识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是由“事理”决定的，并不是出于圣人的主观意志。古代杰出人物创法立制，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这并非他们主观上想刻意超过前人，建功立业；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是顺应历史的结果。章学诚特别指出上古圣人并非故意求异于人：“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⑧]古代圣贤从事的发明创造，不论是科技成果，还是社会制度、礼仪风俗，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杰出人物的行事也只能顺应客观历史形势。任何社会的杰出人物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必须审时度势，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活动。章学诚从这种观念出发，评论孔子的历史作用说：“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⑨]说明孔子的事业既适应时代的要求，又受到时代的制约。这种认识是对英雄史观的有力批判，表现出破除迷信盲从，实事求是的态度。章学诚自觉地从“理”和“势”两方面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及其演变法则，形成了朴素的历史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思想。乾嘉时期的史家中不少人有佞古积癖，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矜炫“博古”而昧于“知时”的流弊。章学诚从理论上总结了“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在关于古今历史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第一，章学诚主张认识历史应当确切把握古今关系，反对主观割裂历史的发展进程，强调史家应当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

章学诚指出，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如果把历史和现实绝对割裂开来，就会陷入崇古论之中。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相互联系，不应在二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也不能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这样就会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治史要求明确区分历史与现实，然后分别做出考察，不能混淆二者界限。他非常注意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认为不能混淆古今社会的性质：“《书》则言、事杂编，《诗》则风、雅分体，非《六艺》异指也。抒情本性，贵乎因地因时。别而择之，斯为论世。《关雎》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⑩]他还以古今时代的差异，指出后人行事只要符合时代的事理，就不必拘泥于前人成辙。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律今”，用古代的标准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11]这是说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社会中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

章学诚同时又强调古今社会发展的相因相续，反对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他认为“后之视今，犹今视古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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