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在治史实践中自觉坚持尊重前人的史学成果，阐明了朴素历史主义的认识原则。他主张“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得失，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25]。他郑重申明：“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26]后人评价前人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又不可抹杀他们的功绩。他批评清代某些学者“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27]。但凡心存求胜古人之心的人，虽然攻驳前人不无某些可取之处，但在主要方面却走向谬误，实属得不偿失之举，对于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章学诚指出，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在史学领域中尤为重要。他评价宋代史学说：“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28]宋代义理史学的错误在于矫枉过正，在抨击汉儒烦琐注疏“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重要性的同时，把汉代史学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一并抛弃，就像泼洗澡水时连同澡盆中的婴儿也一起倒掉，结果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反面。针对毛奇龄、戴震等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攻击和否定，章学诚认为这是“心术未醇”的忘本行为。他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戴震等人的学术继承朱学而来，“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29]。章学诚既肯定戴震等学者矫正宋学失误的成绩，同时也批评他们割裂历代学术联系，全盘抹杀宋人成就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们的功过。他主张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前人学术：“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30]章学诚承认历代学术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而这种发展和进步正是建立在前人学术成就基础之上，如果对这种继承关系视而不见，反而轻视前人，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今天看来，清代的学术乃是继承宋代学术而来，它不可能跨越这一历史阶段，必然要继承宋代学术的合理内核。清代某些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是直接继承汉代学术，讳言与宋学的关系，违背了历史地看待前人学术的原则，因而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认识。章学诚批评历代纂修地方志和家谱的流弊说：“前人纂录，具有苦心，后人袭其书，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仅存序跋，而不著前书之义例如何，则几于饮水而忘源矣。”[31]其实后人修志不重视前代志书，并非前代方志皆无可取，多数情况下是有意掩盖前人成绩，擅自毁坏别人的著作，讳言前人和后人修史之间的继承关系，这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章学诚曾经参与修订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成就远出陈桱、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诸家同类著作之上。对此，章学诚评价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32]章学诚反对“轻忽先正苦心”，没有贬低前人著作的创始之功，而是客观地指出上述诸家著作的成就和不足，并且揭示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割裂学术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偏救弊的结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表现出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二）关于创建史学学术史的思想。章学诚以明确的史学发展意识对历代史学洞察利弊，指陈瑕疵，提出了史学革新的构想，其中主张在纪传体史书里设立《史官传》，全面反映历代史学发展源流，考察其利弊得失，最能够表明他具有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晋书》卷八二集中记载了两晋的十余位史家，可以视为最早的史家列传；明代李贽著《藏书》，也专门开辟了《史家传》。这表明史家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同时也说明社会对史学作用的认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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